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春江的博客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日志

 
 

读《中国新教育风暴》有感(待续二)  

2009-03-31 15:24:29|  分类: 人生感悟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鲁迅先生描写的孔乙已,形象地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受封建社会制度及科举制度毒害的读书人形象,他“读过书”、“写得一笔好字”,有读书人的习惯言语——“满口之乎者也”,“四书五经”读得烂热,“君子固穷”、“多乎哉”之类脱口而出;当然,他还知道“茴”的四种写法——其读书之“功夫”可谓深矣。穷困潦倒又总想保持读书人的架子,虚荣心十足。但他也不愿意脱下长衫做苦力,知识分子里他进不了,劳动人民中间他又不愿意去,孔乙已的故事让我们感叹封建教育制度残酷。

  遗憾的是,今天我们中国培养出来的不少大学生、研究生,又成了现代的孔乙已,因为他们是本科生、研究生,一口流利的英语,满腹的高深学问--与实际距离甚远的理论,因此,他们不甘心从普通的岗位做起,绝不从事蓝领的工作,至少要一个小职员吧!但由于所学的知识过于抽象,又没有实践基础,在研究上也出不了什么成果,还有的人毕业论文也是网上“粘贴”、“复制”、甚至是直接下载的。

  我不是在责怪我们的大学生、研究生。因为我的子女也是他们中的一员,我觉得他们是最刻苦的一代,全世界的学生,估计没有比中国的学生苦,特别是初中、高中阶段,可能比任何社会制度下的工人都苦,有时让我想到奴隶的生活,除了吃饭睡觉,就是读书,甚至睡觉一天也只有四五个小时。贫困农村的孩子,更是举家负债来供养一个孩子上学,他们为此付出更多更多。因此,我没有任何理由责怪孩子们。我是在想这里的深层原因,在想中国的教育体制。是中国从幼儿园开始的教育体制和方法残害了这一代。王宏甲先生的《中国新教育风暴》,从深层次解剖了这一现象形成的机制,并提出了改革建议。

  “理智的人让自己适应环境,不理智的人让环境适应自己,正因为社会上还有不理智的人,世界才得以不断进步”。我希望教育界的人士,特别是掌握生杀大权的官员,能够做个不理智的人,不再生产出孔乙已。孩子之幸,中国之幸。 

 

 

附:中国新教育风暴(二)

 

二十七、由""教""到""导""
   
  20世纪80年代初,已是个人电脑在美国涌现的时代,人类上下五千年的知识通过互联网,第一次如此丰富地横亘在我们面前。在中国,80年代是举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美国,这是一个青年凭借键盘就可以与世界对话的新时期。进入90年代,电脑在中国许多家庭出现,学生就可以向网络去搜寻知识,特别是新知识。王能智的教学方法所打开的就更不是一册课本,而是一个广阔无垠的课堂。
  现在,是众多因素共同作用于每个学生。学生就在我与课本、我与课堂、我与老师、我与同学、我与学校、我与家、我与人们、我与社会、我与环境、我与未来、我与……中认识我,建设我。这时的我,就不是一个孤立的我,而是一个独立的我在蓬勃成长。
  教学的主体在这里发生了改变,学生真正成了学习的主人。在这里,不再是老师怎么教我就怎么学。因为老师说的与专家说的可能有很大分歧,专家说的与网上最新出现的也可能有很大不同。谁是正确的呢?
  学生完全可能发现:老师、专家、父母或其他人士说的,都有对也有错。那么,谁的见解更接近正确,接近可行?“我”从一个总是被动接受知识的对象,变成了主动对各种现象各种见解进行辨析、判断的主体,然后决定取舍或动手改造。
  什么叫解放学生?
  王能智说:“就是要让学生把手放开,把脑放开。”
  话很简单,真正做到并不容易。这里的“把脑放开”不是说要动脑筋,而是说要让学生自主地思考。
  所谓“你要有主见”,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训练。学生本人价值体系的建构,是教育应该去完成的最为了不起的建设。这是在建设、在塑造一个最终能融入社会、对社会有用,能解决自己问题的、有独立人格的人。
  独立的自主思考状态,与那种孤独无助的状态,是多么不同。具有独立人格的人,与那种成年后阿谀奉承的人,也有天壤之别。如果一个学生的思维和视野不被几册课本束缚住,如果一个学生“我与世界”的思维被打开、被塑造,其获取知识的能力和创造力将不可估量,将远远超过他们的祖辈和父辈!
  这样的学生,长大后将不能忍受官僚随随便便对他们指手画脚,整个民族的民主性将由于新一代人的成长而得到提高。我们这个负重深深的民族,脊梁也会因此而挺直一点。所以我带着深深的感情描述并敬重王能智,敬重所有如此培养新一代中国人的中国教师!
  可是,目前那几册课本就把学生压得抬不起头来。
  王能智探索的究竟是一条什么路?“就是设一个‘圈套’,让学生去钻。”王能智戏说。
  “但这不是把他套住了,而是一个游戏似的快乐的活动,讲得文一点,就是通过设置一个探讨问题的情境,让学生主动去进入。”王能智又说。
  但设置这个情境却不简单,这是以导学为中心的课内外综合教学之路。在这里更重要的是“导”,而不是“教”。不仅探究出场,综合也已经出场,课内外综合,以及对老师、专家、课本、网络等多渠道的知识进行综合的方法已被大量使用。
  1993年地理不再是高考科目,地理的被重视程度随之降低,王能智似乎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虽然他在地理教学上已经很有名气,但这些经验只适用于地理吗?这些经验会是昙花一现吗?王能智还能往哪儿走?
  这时,有两个人是助他继续发展的关键人物:一个是当地的石景山教育局局长祁红,一个是当时的石景山教师进修学校校长张逸民。
  张逸民希望王能智到教师进修学校来,祁红把王能智调给了张逸民。1994年王能智开始专职培训教师,这是他一生中又一个新阶段,这一年他52岁。
  “张逸民是个真懂教育的人!你知道他曾经怎么评价现在的教育吗?”王能智这样对我说。
  “他怎么说?”
  “他说我们费了那么大的劲,学生的负担减轻了吗?没有。学生学到了多少有用的东西?很可怜。学生的人格得到尊重了吗?严重不够。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得到发展了吗?恐怕是得到压制吧!我们还在认认真真地压制他们。所以现在的教育仍然需要进行大改革。”
  怎么改呢?
  1993年浙江全省已率先挺进综合课程改革,全部课本都变了。王能智是赞同浙江综合课改的,北京的课本还变化不大,在这种情况下,教师能不能变?课本是死的,人是活的。张逸民格外看重的就是王能智拿着老课本教出了新课程、新方法。不唯书,不照抄照搬,王能智算是够典型的了。张逸民决定举办青年地理教师培训班,支持王能智在培训教师中进行探索。
  这一时期,王能智对专家们一致认同的教育理论进行再思考。比如大家都认同直接影响教学效果的主要因素有五个:一是职业理想,二是教学理念,三是人格魅力,四是专业知识,五是教育能力。王能智也认同这五大要素,但他只取后两点为切入口,不拿前三点去要求教师。
  我问,为什么?
  他说,没用。
  怎么没用?
  他说,前三点在于他自己内部是否有,别人无法从外面教给他,要他自己在实践中逐渐形成。
  我问,教学理念也无法从外面教吗?
  他说,如果别人教我,我也要用自己的价值体系去判断,然后决定取舍。如果觉得你说的没用,他听都不会听。
  我说,你是不是发现,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没什么不对,他的理念守在大脑里,挡住你的理念,你的理念再灌输也常常是无效的。
  他说,是的。所以我选择后两项为切入点,即专业水平和教育能力,这是每天围绕他的两个东西,是他关心的需要的东西。
  如何把自己的“水平”和“能力”传递给老师们呢?
  王能智觉得人的知识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共有知识,二是个人知识。共有的知识是可以编码的东西,教材上的知识多是共有的知识,可传递、可复制、可迁移。个人的知识是自己实际经验的积累,是个性的,见仁见智的。个人的经验自己心领神会,但不容易迁移,需要转化为抽象的理论,才会产生良好的迁移效果。 
 
 
二十八、打开了这扇门
   
  他将自己的教学经验逐步抽象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以实现向青年教师的传递。比如针对老师如何辅导学生,他将“学习”分为三个层面:
  一是针对知识的接受学习;
  二是针对技能的体验学习;
  三是针对实践的探究学习。
  现行的教学只是把第一层的学习当成一切的学习,这就严重不够。即使第一层的学习,是让学生记住那些知识,还是通过什么方法去占有这些知识,且是大大地多于课本的知识?为此他提出“新常规课”的概念,要求务必首先做到:让学生在常规教学里就有探究活动。
  以上文字可能知识含量过于密集,对于教师来说是十分宝贵的,一般读者读读,对指导孩子读书也大有好处。
  现在请您想像,王能智说的新常规课,就是指以往常规课要求学生必须熟记的那些基本知识,也不必死记硬背。
  怎么实现呢?就是前面已讲到的引进课题活动和课外实践活动。所谓“让课题活动有教学依托,让教学向课外实践拓展”,这话听起来枯燥,但学生们是可以唱着歌向那些未知的秘密出发的,到时候那些基本知识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你所需要的,会缠住你,让你印象深刻,想忘记也不大容易。
  如此,王能智说的“三个层面”的学习,就不是先完成第一层面的学知识再进入第二层,然后第三层,而是要在全部教学中同时包含有三个层面的学习。
  这里的关键点是:如今大家(包括家长)都认为,只有基础知识积累到一定的时候才有探究能力;王能智则认为不是这样,而是探究能力的获得已经蕴藏在基础知识获得的过程中。
  这么一来,老师们可能觉得更摸不着头脑,但王能智强调,你只要抓住一个核心,那就是探究。为了让老师们对探究有深刻印象,他说:“探究是什么?探究就是研究的刀尖。”
  为了让老师们明白探究的好处,他又将探究性学习称为“试误性学习”。这里有什么奥妙?
  妙就妙在错误是人人都会犯的,正确只能通过尝试和体验错误才能达到,这是探究性学习的特征。
  妙就妙在出错并不是什么很难的事情,出错谁不会呢?而明白了错误也是不可缺少的财富,就可以打破探究的神秘感。王能智为此画出一幅探究性学习示意图:
  首先设置一个学生感兴趣的“问题”,有此假设,才有去探究的“目标”,有目标才有探究行为。在从问题向目标前进的过程中,不论走到“正”,还是走到“负”,那曲线都提示学生的思维在积极探索。
  在这里,你不必为学生的错误大喊大叫了,你懂得激励在哪里。在这里,激励并不是抓住学生的某个小优点去表扬他,而是面对他的错误也可以为之鼓掌,可以喜悦地告诉他:“快了,你就快成功了!”
  这多么奇妙。
  我在这幅探究性学习示意图前久久流连……通过体验错误达到正确,没体验过错误,你不可能获得成功,像这样经历学习和体验学习的过程,与其说是科学的,莫如说是哲学的。
  知道了错与对,犹如夜与昼,都是不可缺少的,师从王能智的老师们面对学生的错误,也改变了面容。我想他们一定体会到慈祥了。慈祥不是别的,慈祥就是面对错误表现出宽容,这是一种伟大的情感和智慧。
  我见过一位杰出的企业家,他说我选人才,如果听说对方没经历过什么失败,我是不大会要的。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如果要下来就该为他缴学费了。那些失误或惨遭失败但又不傻的人,是宝贝。而且,学费他已经缴过了,他现在知道怎样去走向成功。
  这个企业家讲的是失误和失败都是宝贵的资源。那些勇于实践而犯错误的人,比不干事没错误的人距离成功更近,距离真理也更近。中国民间说“浪子回头金不换”,是智慧之语。我们日常所见的那种抓住一个错误就一票否决的思想方法和领导方式,从经济上说是浪费资源,从哲学意义上说就是愚蠢了。这种惩罚错误的方式,与现行教育中只以标准答案为对,偏离标准答案就罚你为错的思想方法是一脉相承的。
  由于出错便一票否决,就造成下级掩盖失误、掩盖问题、文过饰非,就没有真实,没有实事求是了。碰到2003年SARS这样的天灾也加以隐瞒,国家和人民就为此付出巨大代价。
  我相信,经过探究性学习培育的这一代学生长大,会比父辈、祖辈都更科学地对待世间的万事万物,会更有能力来对待人间的正确和错误。他们还会轻松而潇洒地说:什么是真理?真理就是错误生出来的儿子,错误其实是真理他爹,我们怎么能不善待错误!
  于是师从王能智的老师们说:“虽然要学、要改的东西很多,但王老师给了我们一个抓手,这个抓手就是探究性学习。握住这个抓手,就打开了这扇门。”
  打开这扇门后,天地有多大?
  探究性学习是通过设置一个问题、一种情境的方式去进入……设置也是假设,通过假设性思考去解决学习问题,是重要的学习能力的训练;通过假设性思考去解决实际问题,则是日后走向社会极其重要的能力。
  据有关资料,哈佛大学懂得用假设性思维去解决问题的学生也只有1/3。但哈佛出一个比尔?盖茨就惊动了世界。其实,比尔?盖茨没读完大学就去搞企业,并非不爱读书,而是渴望发挥自己的探索性创造力。
  再说一遍,王能智从1982年开始的教学实验已显示出少年学生存在的潜力,这潜力蕴蓄着中国教育向世界一流教学挺进的先声。 
 
 
二十九、谁抽走了这个阶梯 
  
  以上是抽象了的思维。如果觉得缺少感性认识,可以具体看一看王能智的学生。
  朱海燕来了,她是王能智的弟子之一。
  她生于1970年,22岁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大学玩儿了4年。”她这样描述自己。
  她说,毕业后分到古城中学教地理,我还在考虑要不要当老师。我总觉得教书匠翻来覆去地说,像录音机似的,有啥意思?那时北京市号召青年教师向老教师学习,学校组织了拜师会,王能智老师正是教地理的,大家都让我拜王能智为师。
  我讲“中国的山脉”,精心准备好教案后去说给王老师听,心想看看老师能说什么,没想到我开口刚说到“白雪皑皑”,王老师就喝停,我愣住。
  “把‘白雪皑皑’去掉!”
  我百思不得其解……我讲山脉,为了追求教学语言的完美,在用词上精挑细选,我选择“白雪皑皑”这个词,就因为它既描绘出山的秀丽,又体现了山的高峻和挺拔,多恰当的用词呀!这么优美而又贴切的词儿,上哪儿找去!
  海燕说,后来随着教学经验的积累,我逐渐理解了老师当初的用意。讲解是教师的基本功,首先要锤炼教学语言,不能摆花架子。虽然“白雪皑皑”一词的使用确实是优美的,用了是好而不是不好,但王老师当初是在刻意训练我的白描能力。
  “你能意会吗?”海燕问我。
  我说我听懂了。我的老师文怀沙先生也对我说过,不论绘画艺术发展到多么绚丽,木刻是宗师;不论影视艺术发展到多么有规模,话剧是宗师。我理解,这是说,如果你去掉色彩,单用线条就能塑造出艺术;如果你没有其他手段,仅在话剧舞台限定的时间和空间就能塑造出生动的人物形象,你就有过硬的基本功了。
  海燕点头说,你是懂了,但是我很长时间没懂。
  她说,只要我知道什么,我都会倒给学生。她以自己参加过高考的经验进行备课,心想,可以用我一人的时间来为学生节省时间,办法就是自己加班加点,把习题,尤其是重点题、难题,做得非常简洁、概括,简直就是走出了一条通往答案的最短的道路。如此去给学生讲解,让学生掌握,也就是学生通往成功的最短道路。那些深夜,从京郊门头沟吹来的西北风在她的窗外呼啸,她甚至想,自己参加高考那年,若有人这么为我节省时间,那多好呀!
  她就这样踌躇满志地去给学生讲解,她觉得只要这样,我牵着你,你跟着我,你就应该会了。“我真的觉得我讲得很精辟、很精彩,我都被自己陶醉了。”
  为了巩固,她择日发下卷子测验。结果发现大部分学生没懂。怎么回事?她沉住了气,好吧,再仔仔细细地讲一课。她觉得自己讲得够清晰了,这回该懂了吧!
  发下卷子再考,还那样。“气死了!”海燕说。
  她说不仅生气,而且伤心,感到自己白付出了。
  她说她体会到了,学生要是不用功,不好好学,老师用功有什么用?后来王老师告诉我,问题还是出在我身上,就出在我的努力上。
  “你以为你这样做可以节省学生摸索的时间?其实,这摸索是不可取代的。”王能智说。
  她说:“真是奇怪,我知道不能给学生答案,我并没有给学生答案,我给了学生一个清晰的过程,一条捷径,为什么不行呢?”
  “可是,你给了学生一条最短的路线。”
  “这有什么不好吗?”
  “那是直线。”
  “直线不是捷径吗?”
  “任何正确的答案或者方式,都是通过曲折探索才得到的。探索的过程是一条曲线。你想想,你也是通过曲曲折折才找到一条最短的路线,对吗?”
  “是的。”
  “但现在你不想让学生曲折,你省略了曲折,就好比抽走了学生通往目标的阶梯。你自己曾经攀着它爬上去了,你上去了,就抽走了阶梯,学生就上不去了。你仔细体会体会。”
  那些夜晚,朱海燕体会到了灵魂出窍,体会到了当教师可不是录音机,看到了一个教育的汪洋大海……她觉得王能智不是老教师,更像新教师,相比之下自己23岁倒像是老了。她感受到一种青春气息在重新把她召唤。
  她凝望着王老师给她画出的那条探究的曲线,明白了学习的过程其实天生就是通过正误正误才在大脑里生长出果实。你不让他体验错误,其实他得不到正确。
  她看到自己的问题了。中国古代教育就曾有“授之以鱼”莫如“授之以渔”之说。现在她觉得有一个比喻更能形象地描绘自己的滑稽,比如说,你是给他酒,还是让他自己去酿?
  不应该是酿好了,然后才告诉他这是好酒。
  他喝不下去你就灌他,使劲地灌,那他非醉不可。
  想到这儿,她就笑了,笑得很开心。
  她还想到,关于错误,那不是尽量避免犯错误的问题,而是错误是不可缺乏的。你没有体验错误,就只能得到错误。
  从前她也曾经为自己该怎样讲课发愁,现在她觉得不必为此发愁了,而是要学会让学生讲。不是一般地说要给学生留有空间,而是要去开发学生的空间,让学生在一个自由的、宽松的空间里成长。
  现在她能注意到有的学生不愿说,怕出错、怕暴露、怕被笑……要鼓励学生不怕出错,要笑容满面地像对待正确一样对待他们的出错,这真是个陶冶性情的事情啊!
  要特别留意让那些很少说的学生说,他不说你不知道他在哪儿。从前她不知道学生在哪儿,自己就滔滔不绝地说,现在她能警惕到,所谓“跟不上”,关键是第一个台阶没上来,他就跟不上。跟不上他就不跟了,就放弃了,就在等待下课。你得让他说,才能把他带上第一个台阶,才能继续往上带。所有这些,都是基本功。
  ……
  20世纪90年代,北京在教育改革中极为关注的话题是:培养一个优秀青年教师要多少年?这个话题有过影响广泛的讨论。这话题其实是基于师资资源已不能满足当今需要才提出来的。
  1996年,北京市教育系统13个学科开展全市青年教师基本功大赛,朱海燕荣获个人全能奖。同时,石景山派出的3名选手朱海燕、张爱娣、曹彦彦(都是师从王能智的青年教师)获得全市总分第一,夺得团体冠军。
  此举可窥见,北京市评价教师的标准已在尝试不用应试教育的尺子来衡量。王能智的弟子夺冠,说明已有了向新教育转变的步伐。在这里,“师资资源”的概念并不是说首都北京缺教师,而是面对着事实上存在的教育难题,时代需要新型教师。2003年,北京市在教师节隆重向社会推介模范教师王能智,亦可见王能智开发师资资源的努力,是可以代表北京市这一阶段教学的创新水平的。 
 
 
三十、打破学科壁垒
  
  继续讲一个发生在2000年的故事。
  曹彦彦这年29岁,升任京源学校副校长,仍承担地理课教学。这年一开学,王能智同她设计了一个课题《今年春游去哪里》,希望吸收数学、语文、外语、历史、生物、计算机、政治,包括地理,共8个学科的老师参加,试图通过这样的活动,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在初中学生中开展“多学科融合的探究性学习”。
  各学科的老师对王能智都挺尊重,但觉得这地理课把腿伸到野外尚可理解,为什么还要把腿伸到这么多学科里来呢?讨论时,老师们也各有说法。比如,数学老师说,对旅游点做客流量趋势分析,需要用到“数学建模”,但初一刚学代数,高中的学生都不见得能运用这一方法。语文老师说,要说服大家为什么去某地春游最好,这需要议论文的本领,但初一上的是记叙文,初三才上议论文,现在怎么讲议论文呢?……老师们都跟曹彦彦关系不错,于是说,我们可以配合你,但这毕竟是你地理课的事,要让我们当成自己的事来做是不现实的。总之愿意“友情接受”,不愿有多大的投入。
  “开完这个会的那天黄昏,老师们都走了,我和王老师坐在黑暗中。能说老师们固守在自己原有的心智模式上吗?他们说教学要循序渐进,难道没有道理?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了。王老师说,先干起来吧,把题目告诉学生。理论上还说不清的事,实践会告诉你。”曹彦彦这样回顾道。
  于是她告诉学生,自由组合小组提出方案,最后大家投票,得票最多的入选。学生们听明白后立刻兴奋起来。
  王力小组7个同学选择了沿着北京城中轴线考察的旅游方案,这条线从最南端到最北端,承载着北京城历史上最重要的各大建筑,他们去论证,皇帝没有用标语说皇权至高无上,但用建筑体现了皇权至上。在这些建筑中凝聚着怎样的历史内涵和建筑知识?他们知识不够,就去请教历史老师、政治老师。要用数学方法分析故宫的客流量趋势,不会,就去请教数学老师。他们还在电脑上做出网状的图来表达线路选择的优势,试图用定量的方法来说明他们的观点。起初,这也不会,就去请教计算机老师。
  “老师,求求您,教我们吧!”
  各科老师都突然“遭遇”到同学们空前的求学热情。老师们感动了,固有的心智模式开始动摇,被学生的热情熔化。奇景出现了,老师被学生发动起来。
  语文老师开始辅导学生说服别人的技巧,生物老师开始教给学生如何制作植物标本,还有的同学要求英语老师帮助他们增添英文解说,以增添吸引力……有些知识,有些方法,老师自己还未必懂,那就赶紧学,学了好教给学生。
  所有的组都学会了在电脑上制作软件,公认这是将来发表方案时最基本的竞争平台,否则你就“免谈”。如此一来,计算机老师“会不会累死?”不会。王力小组学会在电脑上作图了,其他组的同学都去向他们学,大家就都会了。
  孙宁霄问:“两人一组行吗?”
  老师说行吧。
  孙宁霄就与郭钟铃两人一组。他们选择去密云县看司马台长城,认为司马台长城是“奇、险、峻”之最,此去还包括考察密云水库,参观“京都第一瀑”,时间两天一夜。他们在软件里插入了动画,设计出几点从学校出发,电脑里就出现了小汽车,走到哪儿是第一站,标示出路途多长,需多少时间,几点几分到达……动画的引入立刻在班上引起轰动。
  很快,别的组也学会了,大家都插入了动画。
  一天,羡辛同学给软件加进了声音,大家又去向她学,都加进了声音。
  大家都学会了合作,而且不仅是小组内部的合作。不仅是8个学科的老师教学生,同学间也有无穷的交叉联系,总在互相学习。“同学们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样会由于竞争的原因而保密,而是乐意告诉别人,也乐意向同学学。”
  为这次春游,他们准备了一个多月,学到了过去几个学期都未必能学到的知识,比如他们再看手里那本计算机课本,就说是小儿科了。
  曹彦彦说:“我除了给他们一个题目,就只做了两件事,一是给他们钥匙,我办公室的电脑、电话,让他们随便用。二是不断告诉他们某个组的新创造,说完你就不用管了,他自己就会去找那个同学学。整个过程中,老师只是组织者、促进者、帮助者。”
  董琦提出了一个去延庆考察“天漠”的方案,她说那地方周围都是绿地,中间出现一块沙漠,那是从天上飞来的?她说我们想去探究那片“天漠”的成因,并把出游设计得充满神话般的迷离色彩。
  全班51个同学分成7个小组,提出7个方案,每一个方案都凝聚着同学们的心血,包括家长的智慧,每一个方案都很有吸引力,如何决断还真是个难题。
  投票的时刻终于到来,教室静得就像考场,只有笔和纸接触的声音。揭晓,只有两个人的孙宁霄、郭钟铃小组获胜。两个同学蹦起来,叫着,快乐得无法形容。
  “接下来我只做一件事,就是给他们一张某个旅行社的名片。”曹彦彦说。
  此后,孙宁霄先从网上查出密云县所有宾馆、招待所和旅游景点,然后逐个打电话,了解设施条件和价钱……做完了这些,才使用老师交给他的那张名片,给旅行社打电话。后来旅行社的人告诉老师,你这个学生太厉害了,宾馆里要能洗澡,大巴上要有电视,该有的都有了,哪里哪里,什么价格,他比我们还清楚。我们拉你们这一回,几乎就没有钱赚。
  出游之日到来了。过去,老师会担心学生吃得好不好,有什么不安全,会不会不守纪律,这次,到哪儿要注意什么问题,孙宁霄都嘱咐了,看上去,他好像比大人更怕出事。以前,早上什么时候起床,都是老师叫学生,这次都是学生叫老师:老师,该出发了!老师,该吃饭了!
  “这次大家投他的票,他非常珍惜。”曹彦彦评价孙宁霄时不知不觉地从说他是个男孩说到他的成人,“他那么负责,我敢说他将来成家后一定是个很负责任的男人。”
  就这一次经历,孩子们真的长大了许多。今天他们已进入高中,仍久久挂念着还有6处没有去的路线。家长也说,孩子都说总有一天还要聚在一起,那6种方案都要去走一趟。到那时,我们也跟孩子一块儿去。
  京源学校的老师们都被感动了。汇报会上,许多老师都没想到自己会为一次春游活动流下眼泪,他们要求学生们把7个春游方案软件都放到校园网上去。学生们放上去了,老师们相继把这些方案拷贝到自己的计算机里去细细品味。
  “理论上还说不清的事,实践会告诉你。”现在想想王能智这句话,多么有力。 
 
 
三十一、学生走上去,老师走下来
 
  进入21世纪,石景山区委、区政府专项拨款近百万元,由王能智领衔,建立了一个面向全区各学科中青年骨干教师的研习班,这是个融合了13个学科的教师培训组织。
  京源学校的历史教师安丽萍是学员之一,她珍藏着两本连环画笔记。我问缘由,她说是学生画的。
  其中一个学生叫季鹏。安丽萍说他上课爱说话,爱画小人,就是不爱记笔记。以往老师碰到这种情况,通常是把学生画的东西没收上来。安丽萍琢磨,有没有更好的办法?一天,她发现季鹏又在课堂上画小人,就问他:“你为什么不记笔记?”“我都记住了。”“哎,你画得不错。要不,你就用画来记笔记,行不?”
  季鹏果然用画图代替笔记。
  安丽萍说,我看了眼睛一亮。虽然画得比较粗糙,但构思不错,很有趣,这种形式在班上独一无二。我赞扬了他,同时对他说:就是文字表述太少,关键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要是在图上有所提示,没学过历史的人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多少年后,你自己再拿起来一看,这就是历史。
  “那天他特别虚心,特别诚恳地接受了我的意见。从那以后,他坚持了下来,越画越好。”安丽萍说。
  一天,安丽萍对季鹏说:“就用你画的笔记,一页一页给同学们讲讲,怎么样?”
  季鹏同意了。安丽萍说,我至今记得那天他讲的情景,班上特别静,大家都听得非常专注。我一边听,一边想,当他构思这些图时,并不是机械地抄我的板书,而是把那些历史事件在他心中反复酝酿,变成了“酒”,是知识内化了之后才产生这些图的。所以他讲得都很到位,也很简洁。他这么一页一页地讲下来,等于以非常形象的形式,带着全班同学复习了一遍,同学们一看一听都记住了。
  “我喜欢。我记得特别牢。”有同学说。
  安丽萍说,这是学生对我的教育,孩子自身有很好的学习能力,有无穷的创造力,你让他发挥出来,不得了!
  又一天,在另一个班,有学生对我说:“老师你看鲁西不听课,在画小人呢!”我一看,我都讲到后面了,他还在画前面。我对他说:“你可以把画补充得更完整一些,把情节连续起来,但现在你先收一收,课后再干。”
  后来,我索性问大家,班上有没有人喜欢画画的?请举手。一看,举手的有五六个,有男孩有女孩。我说,你们既然喜欢,就可以用画画代替记笔记。不久把笔记本收上来一看,春秋五霸、战国七雄,5个同学画同一内容就有5种样子,绝不雷同。我真是眼界大开,从这里我再一次看到孩子的思维特别敏捷,如何让学生自己动起来,真是太重要了。
  这些孩子的学习都非常好,初中读完相继考到市重点高中去了。学生毕业前夕,安丽萍对季鹏说:“把你的笔记留一本给老师做个纪念好吗?”季鹏就把他受到鼓励的那“第一本”送给了老师。
  “这是我们京源学校第一本连环画笔记,我会向下一届、再下一届的同学展示。你是开创先河的!”
  “安老师,谢谢你!”
  “我谢谢你!”
  那以后,安丽萍不仅利用学生喜欢画画的特点让他们记笔记,还让学生以这样的表达方式做单元小结。她说,从前我做小结时对我认为比较容易的问题比较忽略,但学生的小结就能针对他们自己的弱项在小结中体现出来。也有我认为是比较难的,一些学生却认为不是难点。让学生自己做小结,可以发现学生的不同情况,再针对不同情况帮助他。安丽萍表述的已经是一种“个性化教育”。
  再后来,安丽萍不但让学生带着学生复习,有些课就直接让学生去讲。比如初三的世界史,安丽萍问学生,对“二战”这一块了解比较多的有哪些同学?举手的多是男生。
  同学推荐:“安老师,让孟超讲吧,孟超讲得好!”
  “孟超,你愿意讲吗?”安老师问。
  “我怕没人听。”孟超说。
  “大家想听吗?”
  “想听。”
  “你看,大家都这么要求,你还不讲?”
  于是孟超没做任何准备,上去就讲。安丽萍坐在孟超的座位上听,非常惊讶,孟超从作战计划、各国的实力对比,到武器装备、武器型号,以至战争过程,谁打谁,在哪里发生,一口气讲下来,头头是道。安丽萍说,他比我知道得多,根本用不着我讲导火索、经过、结果、意义。全班同学听得津津有味,他向大家展示了,中学生的脑子里就能装着多么丰富的一个世界。
  后来,安丽萍在她教的每个班都进行这样的实验,“学生走上去,老师走下来,”让许多同学都上去讲。当然,为了让更多的同学受益,她让大家都学习备课,分学习小组,各组先在课外时间讨论,在讨论中发现谁讲得好,就由各组推荐他到大课上给全班同学讲。
  安丽萍老师的体验是,我坐在下面听,真正体验到老师也在学习,从学生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他们在课堂上讲出来的仅仅是他们准备了大量内容的一小部分,而且,关键不在于他们能表达出自己已经掌握了多少知识,而在于为讲好这一小部分,他们集体学习的能力、思索能力、分析能力、概括能力、综合运用众人智慧的能力、与人打交道的能力、求助的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聆听别人表达的能力等等,都全面得到了锻炼。同学们的学习兴趣空前高涨,把上这样课的日子变得像过节一样兴奋。
  历史老师安丽萍的实验,只是其中之一。她证明了王能智老师教地理的方式是可以运用到其他学科的。王能智主持的这个班,13个科的老师都相继把这种方式运用到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英语等各科的教学中去。由于学习的积极性被调动,学生即使去对付中考,成绩也很不错。
  以京源学校为例,曹彦彦这样说,我们是一所新办的学校,早先高中录取通知书下来,我们把通知书分类,考上重点高中和一般高中的学生顶多一半对一半。短短几年间,考上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书放在办公桌上那一摞,不断长高。现在上市重点、区重点的录取通知书已经是“高楼”,上一般高中的通知书变成了“平房”。
  当然,像现在这样把学校分成“重点”和“一般”,恐怕并不科学。对任何家长和孩子来说,每个孩子都是重要的,教育需要在今后的变革中继续寻找到更好地发挥学生潜能的方式。王能智以及安丽萍等教师们的探索性实践已经一再告诉我们,新世纪的教育,即使在中小学领域,一个“教师”的时代正在成为历史;而一个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全面呼唤“导师”的时代,正在诞生。 
 

三十二、浙江教育的深远根基
 

  我曾问,课程改革为什么不是从北京开始?
  得到的多方回答都说,课改动作很大,教育又是牵动千家万户的事,北京的动静对全国的影响都太大,还是从其他省市先开始实验比较稳妥。
  教育的难题看起来千头万绪,但限制中国教育转型主要有三大瓶颈:一是师资资源,二是课程资源,三是评价制度。
  今日中国并不缺教师,但缺乏能开展新教育的教师,这意味着我国1000多万教师都需要接受新的培训和学习,以实现向新教育转变。这对每个教师都将是一次洗礼,甚至是冲击。
  课程资源不仅是课本。您看,蒸汽机到来的时候,不会在政府办公室和家庭里出现蒸汽机;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哪一种技术像计算机这样,无所不至地进入政府办公室、教室、医院、商场、家庭等一切地方。网络联系着五洲四海的数千年文明,联系着昨夜刚刚在网上出现的新知识。如果不能培养出学生获取和综合运用千奇百幻的知识的本领,不能把最新的知识引进课堂,学生走向社会就会找不到饭碗。
  评价制度中最受关注的即中考、高考。学生、家长、老师身负的压力,都集中体现在考试的压力上。
  北京和浙江的努力,可以看作是分别向“师资资源”和“课程资源”这两大瓶颈发起进攻。现在看看浙江的跋涉,可以窥见,真正的先行者常常是尴尬的……
  写到浙江,不禁想起绍兴小城,想起蔡元培。
  晚清中国变教育的呼声起于北京,京师大学堂于1898年在戊戌变法中兴办,同年秋变法夭折。蔡元培这年31岁,官做到翰林院编修,“尤服膺谭嗣同”,就在这年农历九月毅然去职,回故乡绍兴办新学。
  进士出身的蔡元培抛弃功名利禄去职还乡,这事并不简单。这里不唯跃动凛凛浩气,更有卓然智识。1902年,他与浙江余姚人章炳麟等在上海创立中国教育会,便被推为会长。复兴中华不仅匹夫有责,匹妇也有责,蔡元培还创办爱国女校。1917年他成为北大校长。
  浙江人重教育似甚于别处。越剧《梁祝》的戏就做在祝英台女扮男装去读书的背景上。故事不仅展现了对自由恋爱的生命追求,还表达出女子对读书的向往。梁祝故事最早流传于东晋穆帝永和年间,距今约1700年,故事里的梁山伯是绍兴人,祝英台为上虞人,读书地点在杭州。
  浙江获过茅盾文学奖的女作家王旭峰著有一本《走过西湖》,其中写到杭州知府林启于1897年在杭州普慈寺创办求是学院,招首批学生30人,考取第一名的是章炳麟,这学院即浙江大学前身。同年4月,林启又建蚕学馆,因当时东洋丝已充斥沪杭市场,浙丝一落千丈,林启意识到若不办桑蚕学校,便不可能与日本人竞争,于是办学,让世代生产丝绸的浙江人来学日本新工艺,这里就有女子参与学习新工艺的足迹了。这所学校即今日浙江理工学院前身。1899年林启还办了养正书塾,这名字听来还像个旧私塾,20世纪初年改为浙江最早的普通中学。林启1900年去世,真称得上是穷尽一生之力办新学。林启是福建人,因杭州人恳请,其家人同意将林启留葬杭州,时人在林启墓前的石牌坊上撰有一联:
  树
  人百年树木十年树谷一年两浙无两处
  士千古少尉千古太守千古孤山不孤这
  是一副纪念林启办新学的对联,不仅反映了林启之办学,还反映了浙江人对新教育之重视。这一年清政府尚未颁布《兴学诏》,朝廷号令举国办新学的这一圣命颁行于1901年。
  说到浙江省20世纪90年代的课程改革,人们公推一位最坚决的主持者是当时的浙江省教委主任邵宗杰。我初见他时感觉他朴实得像一个老农民或老工人,但听他说话便感到他极其的朴素中蕴藏着非常丰富的学识。他告诉我,在林启于杭州办新学的同时,还有一位国学大师孙诒让,在温州办翻译馆、学计馆、蚕桑馆,这都是在朝廷颁布《兴学诏》之前办的新学。其中学计馆所学即数学,其浩浩影响使温州成为20世纪中国出了最多数学家的数学之乡,其中著名数学家苏步青、陈建功、谷超豪均出自这一流脉。再看孙诒让,他本人是清代经学家、文字学家,曾撰有《周礼正义》、《墨子间诂》,他的《文举例》是考释甲骨文最早的著作。这样一位中国古文化渊博的国学大师在国家迫切需要新学的历史岁月,依托故乡温州,为培养家乡子女学外文、学数学,做出了如许贡献,这样的传统也是深远地影响了今天的邵宗杰先生的。
  浙江受19世纪末最早办新学的影响,传到20世纪50年代,使我国科学院首批院士中浙江籍院士占到约1/3,迄今全国两院院士也以浙江籍院士为人数之最。
  如再前溯,还可以看到,自南宋以来,由金华学派、永嘉学派、永康学派共同形成声名远播的浙东学派,他们倡导经世致用之学、事功之学,反对脱离实际。这对浙江人重视学以致用、重实业、重商贾,历明清至今,是沛然化雨植根于民间,影响深远的。
  我在鲁迅故居漫步时还想,虽然先生说他少时已家境衰微,但我所见的鲁迅故居,包括他家“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作百草园”,那是我们许多人今天也没有的居住环境。这使我想,浙江民间在明清两代的经济发展也是不能忽略的因素吧!
  20世纪最后10年,为浙江课程改革奋声疾呼写了许多文章的余自强老师,也出自温州,他是温州市教委的教研室主任。温州古称永嘉,就是永嘉学派的诞生地。今温州农民很早就勇敢地走向市场,不但走向全国,还走向世界……我没有去过温州,但在意大利“遭遇温州”。那还是1992年,我在罗马看到那些中国餐馆的经营者几乎都是温州人,并从大使馆得知,在意大利办餐馆及经商的温州人有数万之众,还得知在温州培训各种外语的培训班常年不断。我在意大利见到的那些温州姑娘几乎都没上过大学,甚至没上过高中,她们是在温州接受意大利语培训后来意大利的。她们能用意大利语营业,但读不懂意大利报纸。1988年,浙江省乡镇企业迅速发展,非农业产值已占农村总产值的70.1%。我想,浙江经济发展,应是浙江最早走向课程改革的土壤。
  我以为浙江当今课改先驱者们的努力,有如孙诒让、林启、蔡元培等人当初的努力,是值得我们去理解并尊敬的。 
 
 
三十三、学生为什么流失
 

  1985年前后,整个中国的教育都在摸索中改革发展。1986年4月,六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浙江课改在这个背景下出现。
  “国家义务教育法1986年实施后,我们需要统计少年儿童上学率,这时发现一个突出问题:大量的学生正在流失。浙江省流生率达到8%。”沈复初先生告诉我。
  沈复初是浙江省教委当时的教研室主任,他说当时乡镇企业正纷纷发展起来,大家都说学生流失的原因是打工去了。我们做了大量调查,发现在退学的学生中,不是因经济因素,而是因课程难度读不下去的学生,小学生占28.3%,中学生占50.6%。这个问题是严重的。
  “义务教育与非义务教育不同。过去你读不读随便,读不好就回家,现在你必须读。”沈先生说。
  我理解,教育历来是与经济土壤相联系的。如农业时代,你有体力就会有饭吃,统治者可能觉得你没文化更好统治。工业时代,政府就要重视培养工业所需要的人才了。计算机时代出现,一个人仅凭体力已很难谋生,如果你连初中文化都没有,将来不仅自己麻烦,还会成为社会的麻烦、政府的麻烦。所以,义务教育是每个人自幼就必须接受的教育。换句话说,义务教育不是福利教育,不是上学不要交钱,而是每个少年儿童都必须接受九年制教育,这是你和你的家庭必须承担的义务。
  沈先生还告诉我:“由于课程太难,一个10岁的孩子,他听不懂就会动、会闹,老师就很头疼,就会叫家长把孩子领回去,说你太闹了,闹得其他孩子没办法念了。”
  8%的学生流失,这不是个小数字,而且多年居高不下。他们中有些人确实到乡镇企业当了童工。眼下看来他们还能出卖简单的劳动力,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大量国外企业及其先进技术产品涌进中国市场,中国的企业“国家队”不少尚且招架不住,职工纷纷下岗,刚刚兴起的乡镇企业更将遭遇全面挑战,那么这些失学少年日后又何以谋生?这必将成为社会的问题。为了让这8%的孩子能在课堂里读下去,能不能改革课程,能不能降低难度?
  可是,当时大家都在提高学习难度啊!不提高难度,如何遴选英才?但如果不降低难度,又如何保证国家的义务教育法得到实施?而要降低难度,又如何来降?
  邵宗杰说:“只有把庙拆了,才能真正做到降低难度。”
  他说的“拆庙”,是指要彻底改变现行课程。
  “这是我们最初的思路。”沈复初告诉我,“我们想,能不能搞出对100%的学生都能适应的课程?”
  这一时期,贯彻义务教育法是国家教委的一项重要工作。浙江教委的思路是积极的,得到了国家教委的重视。邵宗杰说:“柳斌找我谈了3次,说这是个难题,考虑到浙江有基础,你们先搞起来吧!”
  柳斌当时是国家教委副主任、国家总督学。他多次找邵宗杰谈话,本身基于非常慎重,也基于对邵宗杰的了解和信任。课程改革毕竟是一个只许搞好不许搞砸的大变革。就这样,经过上下的慎重考虑,浙江省教委接受了国家教委交给的一个任务———探索课程改革。时间是1988年5月。
  由此已能看到,浙江的课程改革虽然起步之初还没有从工业化时代的教育向信息化时代的教育转型的理念,但他们一开始就是朝着纠正精英教育之弊,力图使100%的学生都得到好处这样一个方向挺进的。变精英教育为所有人得到好处的教育,正是向新世纪新教育转型的典型特征,浙江课改的第一步正是从这里出发。
  “那时,我们组织了300多人次进行调查。”沈复初说。
  我问,为什么要这么多?
  他说,我们对省内9个地市36个县的170多个乡镇进行调查,开座谈会680多次,听取6500余名各类人员的意见,还从全国回收了7800多份调查问卷。参加这项工作的人中有专业调研人员,还有大学、中学、小学的教职人员,非常慎重,应该说我们得到的各类意见,还是比较有群众基础的。
  沈复初先生接着说,一个调研小组被派去香港,看到香港中小学开展综合课程教学已有多年,“我们看了他们的八九种课本,都是综合的。比如以前初中用的《物理》、《化学》、《生物》、《地理》课本没有了,变成了一门综合课叫《科学》。接着发现,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综合课程,发展中国家推行综合课程的也很多了。”
  沈先生还说,当时我们发现,初中仍然采用物理、化学、生物等分科课程的大国,苏联是一个,我们是一个,但我国的香港和台湾都已经不是分科,是综合的了,这使我们暗暗吃惊。
  正是看到了世界上的变化,浙江先行者们的历史性选择才集中到综合课程的思路上来,并在设计、编写综合课本时力图革弃旧课程体系“繁、难、偏、旧”的内容,把“降低学习难度”和“推行综合课程”统一到一个思路上,同时把“贯彻国家义务教育法”和“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统一起来。
  这时,温州市教委教研室主任余自强,犹如从工业化时代的教育营垒中杀出来的一匹黑马,作为浙江综合课程改革的主要设计者之一,他做了大量先锋工作。
  在此请留意,北京的王能智是在旧教材上开展探究性学习,以学生进入探究的自主性去突破旧教材的束缚,从而创造出一个培养综合智能的新天地。浙江是从教材和课程设计上就布局出综合的阵势,有利于大规模地把师生带进这个阵地。然而有了新课程,不等于就有能教新课程的老师。不久你将看到,浙江课改最尴尬的困境,是遇到来自教师的阻力。如果有一只“上帝之手”,将王能智的新教学之手与浙江的综合课改之手握在一起,便会相得益彰。
  20世纪80年代,王能智的教改主要是在北京市石景山区推行。90年代,上海市也有部分学校迈入综合课程实验。浙江省的综合课改,是在浙江全省挺进。浙江的先行者们没有料到,这件在他们看来已经势在必行、不能拖延、不容置疑的大事,还是遇到了超出预料的阻力。 
 
 
三十四、英雄也下泪
 

  邵宗杰先生就这样走进了很多浙江人的视野。
  因为阻力,很大的阻力,担任浙江省教委主任的邵宗杰已处在众目睽睽之下。那时,如果邵宗杰比较保守,或者比较圆滑,他只要说这件事既然阻力过大,既然我省有“两会代表”质询,有科学院院士不认同,我们就尊重他们的意见吧!那么省领导也会尊重他的意见,浙江的故事就搁浅了。
  可是,这个邵宗杰不!他不保守,也不圆滑。
  他以巍巍之身,凛凛之气,力主推行综合课改,坚定不移。他挺身站在那里,浙江省教改的志士们便形成了一个坚强的集体。
  国家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女司长朱慕菊说他“呕心沥血”,称之为“改革的高士”。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发展中心的刘坚主任,以及北京师范大学承担新世纪《科学》综合课程新教材编纂任务的执行主编刘洁民教授,都称邵宗杰为“英雄”……英雄也是会下泪的,我还听其他人士说,邵宗杰不止一次讲到“要坚持”时热泪盈眶,说自己什么都可以不要,但综合课改不能放弃!
  他们说:那是很悲壮的!
  我没见过那个场面,但在今天,你仍能从诸多人士口中听到对他的赞扬,这可能比听其本人述说更有分量。
  沈复初先生不紧不慢地回顾。他说1990年我们编出了新课本初稿,省教委很慎重,请浙江省科技文教界有威望的人来帮我们提意见,我们这么个搞法你们看行不行?根据他们的建议,我们作了修改。
  我们再请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老先生看,这些老先生很负责任,很多是浙江人。他们给我们出了很多主意,他们也了解些国际上的改革,一次次帮我们论证,又把国外的资料提供给我们。到1991年秋天,整套新课本出来了,包括语文、数学,整套书都变了。那时我们自己就很激动,分科的课本用了快100年了,现在就要变了!
  从哪里开始?我们选了绍兴、诸暨、慈溪3个地方的部分初中一年级和小学一年级各5000人进行实验。1992年扩大到萧山、龙游、庆元,初中有4万学生、小学有12万学生进入实验。这时就有了不同意见。1993年我们全省进入综合课改,意见就铺天盖地来了。
  什么意见?你看,都说21世纪是生物的世纪、化学的世纪,物理学管上天下海,怎么连课本都没有了呢?数学被称为“王国”,怎么能降低数学课的难度呢?数理化教得好好的,给你们这么一捣鼓,教育质量还有没有保证?和中考不衔接,能不能考上高中啊,能不能考上大学啊?
  老师也有困难。老师的困难变成家长的疑虑,然后就形成社会舆论。认为这个事不行,会影响到很多人。认为教育是不能试的,年龄过了就过了,不能退回去的。尤其是教育部门有些很有威望的老师,比如他原来在物理界很有威望,他们也来讲这样不行。还有高中的老师也来讲,将来高中接不上,怎么办?还有很多人去找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由“两会代表”给我们提出质询,要我们回答。还有很多群众来信直接寄给我们,或从党政部门转给我们。社会上说,这是一批疯子搞了一堆废纸。
  他们提出:“救救孩子!”
  最尴尬的情况来了,好多老师也反对,这是“后院起火”了。火烧到我们教委,大家焦头烂额,教委主任邵宗杰更是焦头烂额。
  老师们提出来,我们讲的道理都对,可是,为什么只有我们浙江一个省搞,其他那么多省为什么都没有搞,怎么解释这个问题?你们说上海也搞了,上海只搞了十几所学校,我们浙江为什么要这样冒进?过去搞大炼钢、大跃进,我们吃的冒进亏难道还不够吗?
  接着,一些浙江的中科院院士给政府上书,认为降低难度的教育,肯定将使未来失去一流的科技人才,后果严重!
  这样,政府也感到了很大压力。到1995年年底,矛盾到了不能不解决的地步。当时政府考虑到“群众呼声很高”,有一种协调意见也希望我们先停下来,或者让一部分重点学校不要用这个教材。
  但我们不同意。
  我们被召到省政府去开会。
  院士们也被召去了。
  那个冬天很冷。
  那天下午,在省政府一个会议厅,我们这边坐一排省教育厅的,我们对面坐一排院士,就这样你一排我一排面对面地坐着。分管教育的副省长就坐在这中间,坐在这两排会议桌一头中间的领导席上。
  反对的意见很尖锐。我现在也不好重复。
  不过院士中也有支持我们的,比如刚从美国回来的院士就很支持我们。也有搞海洋研究、土壤研究等方面的院士赞同我们,海洋、土壤方面的研究都很需要综合知识。争论最紧张的时刻,副省长就出去给国家教委柳斌副主任打电话,交换意见。
  那天会议开到很晚,天黑下来了。到晚上7点钟,柳斌还在北京国家教委的办公室里,没吃饭,也没回家。柳斌一直是支持我们的,他在1995年8月还曾经明确指出:“综合课程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全国其他地方以后也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我们希望浙江取得成功。”现在他担心浙江课改夭折。副省长面对科学家和教育家的不同意见,知道争论的双方都是为了中国的未来,挫伤哪一方都不妥。最后他与柳斌达成共识,一时定不了就暂时不定。这个会议就算双方交换了意见,会议不得不结束了。
  这以后争论仍然激烈。省里还开过一个校长座谈会,邵宗杰去参加,会上,他被校长们批了一通儿。
  邵宗杰仍然坚定不移。
  邵宗杰回到家里,有人把电话直接打到他家,对他语重心长地说:“你要为4000万浙江人负责啊!”
  我曾想,究竟是什么使邵宗杰如此坚定呢?后来与邵宗杰交谈,才知他对“义务教育”,对“综合课改”,以及基础教育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乃至教育的民族化、地方化和国际化都研究得很深。
  他说,我能理解那些不赞同我们这样搞的科学院院士,他们对自己的学科体系是很有感情的,对祖国深深热爱,对祖国的未来深深关心,看到我们从课本里删掉哪一块都比剜去心头肉还难受。他们说着说着就掉下眼泪,我听了也很感动,我敬重他们!但我也要研究我的教育科学领域。他说:“我是小学教师出身的……”我听着听着,知道他远不止有丰富的教学经验。 
 
 
三十五、邵宗杰为何坚定不移
 

  他说不光是一个领导者要有决策能力,每个普通人在自己的成长中都需要有决策能力。为此他认为,在基础教育阶段,需要培养一个初中毕业生拥有5种最基本的能力:一是决策能力,二是经济头脑,三是交际能力,四是文化科学,五是吃得起苦。这5种基础能力较好的初中毕业生就可以出去闯荡了。
  怎么叫可以“闯荡”呢?比如搞室内装修的、搞建筑的,看到人家一个新颖的东西、一张设计图纸,琢磨琢磨,就能做出来。历史上浙江人有一技之长的,走四方,见多识广,不断学习,到一定气候办个小企业,慢慢就做大了。
  他认为对这5种基础能力的培养,都应该体现在教材里,可是我们课改前的教材,主要是体现文化科学这一种,就这一种,学生还不堪承受。现在大家都说,一个孩子只读完初中能干什么呢?我们这些从事教育的人,是有愧的啊!现在还不改变课程,能行吗?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改革的教材,对这5种基础能力的培养也还体现得不够充分,还应该继续改进,可是我们才有了这么一个开端,推行起来就这么难,怎么办,能退回原来吗?
  “我希望新一代从学校里出来的浙江人要比老一代浙江人强一些,这就是我的工作目标!”邵宗杰说。
  那天,我们在杭州一家装修得相当典雅的饭店里听他倾诉衷肠,沈复初先生也在场,我知道我内心涌动的已不仅仅是感动。
  “最大的阻力,其实是习惯。”邵宗杰说。
  接着,他讲到美国是个主张自由的国家,“要不要搞义务教育,曾经争论了60年”。
  我问:“怎么争论了60年?”“从马萨诸塞州第一个开展义务教育,美国就开始了争论,到最后一个州也开展义务教育,整整60年。”他说直到那时,他们才算是全国统一了认识,认识到一个国家的兴衰荣辱,不光与执政者有关,还与全体人民能力的强弱有关,要使全体人民受到教育,而且是强迫教育,“他们把上学看得跟收税同样重要。不纳税是犯法的,不上学也是犯法的。”
  说到我国义务教育法的颁行,他说中国用一个星期决定了这件大事。好处是,这大约是全世界用最快的速度,迅速做出了这个全国受益的正确的决定。难处是,在全民中还缺少充分的讨论和认识,就是在宣传中,不少媒体自己也还没有搞清楚。
  他说:“我们贯彻义务教育法,就意味着我们搞义务教育是‘面向全体,造就全体’,为全体青少年素质提高而进行的教育。为实现这个目标,我们需要的课程,同精英教育中为造就少数拔尖科技人才所设置的课程是不同的。1000个学生里出了1个博士,我们津津乐道于1个博士,999个人没意义了?意义就1个博士?我们要造就‘全体’,要相信‘全体’。”
  他还说:“一个国家的兴衰荣辱,生死存亡,不光靠精英,还有全体老百姓!”
  他还说:“学数理化是为了去干事的,不是为了去考试的。”
  他说这些话时声音不高,但我感到了振聋发聩。
  他还说:“我个人认为,我们的教育现在对外语太重视,对本国的历史太轻视。”他说我们十三四亿人的大国,现在学生学外语花的功夫最大。就是读到大学了,在许多大学里,学生们差不多还要拿出1/3的时间攻外语。一个大学生,现在有多少新知识要去探究,社会有多少事等着他去做。不是学外语不重要,而是很重要,但是所花的时间和精力,比例失调了。影响到各行各业,评职称,第一刀就是外语,用这把刀,砍掉了多少有实践经验的人才。人家说我讲话比较“冒”,我也是心疼。他对我说:“你写书把这件事也讲讲,就算是一家之言。你要讲清一个孩子在基础教育阶段所必备的多种基础能力对他一生的发展有多么重要。这是功德无量的事。”
  我理解了,邵宗杰先生为什么会如此坚定不移地坚持综合课程改革,他不仅仅是因为承诺了国家教委交给浙江的一个改革实验任务便忠实执行,他的坚持中有他对学生、对家乡、对祖国深深的热爱,亦有他深厚的学识做支撑,他正是极其负责任地为千万人肩负着他所应当坚守的职责,那是他无可推卸的天职!
  我不禁深感邵宗杰真乃人杰!有这样的人杰担当着浙江省教委主任一职,不论遭遇怎样的阻力和冲击,都能令我们再次领略何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除非让他从岗位上退下来,他自己断无后退之可能。我岂能不感动于他心志不移的忠诚坚守,岂能不对这样的英雄豪杰万分敬佩!
  然而,就在这期间,浙江省教委换班子,邵宗杰退下来了。
  今天总结综合课改以来遇到的难题,浙江归纳出“五个不”:教师不适应,校长不支持,设备不配套,家长不放心,社会不理解。从这“五个不”来看,反对者们觉得新班子应该充分考虑群众意见,对课改说“停!”
  这实际上是“五大难题”,居首位的是“师资问题”。有人曾极而言之:“原来都是合格的教师,现在浙江省没有一名合格的理科教师了,这是人为造成的!”
  教师的不适应,首先表现为对新教材的不适应,矛盾似乎又转移到了教材上,怎么办呢?
  新上任的省教委主任陈文韶,也可谓在艰难中走到了风口浪尖。
  “新班子对这个事也是支持的。”沈复初先生说。
  新班子经审慎讨论,提出:大家都让一步。
  怎么让?沈复初说,我们对教材进行修改,但不能退回原来,叫做“坚决试,认真改”。如果不改,矛盾会激化。我们的综合课程是从西方得到启发的,中国的老师能不能适应,要有个过程。我们在1993年可能全面推进得快了些。后来我们提出“老师们也努力一下”,修改教材主要是为了让老师适应。
  怎么改?主要是在教材内部调整,比如说调到生物的内容相对集中,地理的内容也相对集中,物理和化学的内容平行。这样,如果你一个老师能够教就一个人教,不能够教就两个人一起教,可以几个老师“抬”一门综合课,对一个老师来说就减轻了负担。到初三,我们有相当多的内容是综合的,老师已经比较好接受了。这样看起来,这个整合的程度是退了一步,但坚持了综合课改的方向。
  这是孤军挺进的浙江课改遭遇的经历。浙江省一批力行综合课改的先行者们,在走着“坚持与妥协相结合”的道路。
  但争议仍然存在。“两会代表”仍有提案质询,仍有院士提出反对意见。新华社和浙江日报社都给中央写过“内参”。 

  评论这张
 
阅读(208)| 评论(0)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