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春江的博客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日志

 
 

读《中国新教育风暴》有感(待续三)  

2009-03-31 15:52:09|  分类: 人生感悟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鲁迅先生描写的孔乙已,形象地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受封建社会制度及科举制度毒害的读书人形象,他“读过书”、“写得一笔好字”,有读书人的习惯言语——“满口之乎者也”,“四书五经”读得烂热,“君子固穷”、“多乎哉”之类脱口而出;当然,他还知道“茴”的四种写法——其读书之“功夫”可谓深矣。穷困潦倒又总想保持读书人的架子,虚荣心十足。但他也不愿意脱下长衫做苦力,知识分子里他进不了,劳动人民中间他又不愿意去,孔乙已的故事让我们感叹封建教育制度残酷。

  遗憾的是,今天我们中国培养出来的不少大学生、研究生,又成了现代的孔乙已,因为他们是本科生、研究生,一口流利的英语,满腹的高深学问--与实际距离甚远的理论,因此,他们不甘心从普通的岗位做起,绝不从事蓝领的工作,至少要一个小职员吧!但由于所学的知识过于抽象,又没有实践基础,在研究上也出不了什么成果,还有的人毕业论文也是网上“粘贴”、“复制”、甚至是直接下载的。

  我不是在责怪我们的大学生、研究生。因为我的子女也是他们中的一员,我觉得他们是最刻苦的一代,全世界的学生,估计没有比中国的学生苦,特别是初中、高中阶段,可能比任何社会制度下的工人都苦,有时让我想到奴隶的生活,除了吃饭睡觉,就是读书,甚至睡觉一天也只有四五个小时。贫困农村的孩子,更是举家负债来供养一个孩子上学,他们为此付出更多更多。因此,我没有任何理由责怪孩子们。我是在想这里的深层原因,在想中国的教育体制。是中国从幼儿园开始的教育体制和方法残害了这一代。王宏甲先生的《中国新教育风暴》,从深层次解剖了这一现象形成的机制,并提出了改革建议。

  “理智的人让自己适应环境,不理智的人让环境适应自己,正因为社会上还有不理智的人,世界才得以不断进步”。我希望教育界的人士,特别是掌握生杀大权的官员,能够做个不理智的人,不再生产出孔乙已。孩子之幸,中国之幸。 

 


附:中国新教育风暴(三)
 
 
四十一、出人意料的调查结果
 
  就在浙江变革课程经历争论之时,中国科协有关机构按国际新方式于1992年和1994年两次做了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调查的结果基本相同,并令人难以相信:中国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仅有0.3%。
  这0.3%到底说明什么?这调查有什么用?
  在世界上,美国先做了这项调查。1990年美国的调查显示:美国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是6.9%。同年,欧共体也做了同类调查,欧共体公众中的比例是4%。
  初见这数据我也疑惑,不知美国人所称的“基本科学素养”是什么概念,不知这6.9%和4%是不是也低,也不清楚美国人得到这6.9%的数据有什么意义。
  深入进去,方知这基本科学素养的核心部分有三个维度:一是对基本科学概念和原理的理解,二是对科学的研究过程与方法的理解,三是对科学、技术与社会三者关系的理解。你不必是科学家,譬如你是学经济的,你有对上述三个维度的基本理解,知道科学技术如何在社会中发挥作用,懂得加以利用,就具备了基本科学素养。
  如此,是否具备“科学素养”与懂多少“科学知识”是不同的概念。若对照我国近几十年90%以上的科研成果未能开发利用,显见之弊就是: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脱节,科学、技术又与社会应用脱节,这与“基本科学素养”第三个维度所要求的正相违背。
  美国人查知美国公众具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是6.9%,如何提高?只有从教育入手。美国人把上述三个维度作为基本科学素养的核心部分。既然是“基本”,那就是基础教育阶段应该完成的任务。因此,在中小学教育阶段,教育所需要专心去做的,就是对学生素质的培养,这便是素质教育的本意。
  美国做了上述调查,就知道要采取什么措施才能保证美国的教育和科技在未来几十年———乃至更远———仍然保持无人能够挑战的先进性了。
  现在,把中国的0.3%同美国的6.9%、同欧共体的4%的放在一起比较,我们当能感到差距巨大了!
  美国拥有6.9%仍在发奋改进。1990年美国通过了《国家教师法》《国家环境教育法》,1991年布什总统签署了《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1992年美国通过了《终身学习法》。这些立法均具有鲜明的政策指向———从保障教师待遇到提高公众素质,都通过立法去实施。中国仅有0.3%,能对教育自我感觉很棒?
  虽然差距大到令人难以接受,但这项调查也被认为具有不可忽视的科学性。有人认为,这可以反映出我们的中小学科学教育是不成功的。这当然引起了争论。
  虽然争论仍在,但人们看到,1994年11月,国家教委提出了要改变中小学应试教育模式。
  中国科协接着启动了一个“2049计划”。目标是:从现在起,高强度地推动科普教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时,中国公众的科学素养与中国科技应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为此,中国科协组织了“院士科普书系”。这是20世纪中国最大的科普工程,发动了中国一流的科技才俊“两院院士”来写科普丛书,第一轮就有189位院士参与,所写范围可以说覆盖了当代世界一切前沿学科。
  这套书每本都不厚,10万字左右,但院士们架着眼镜在灯下斟字酌句,煞费苦心。这套书写得扎实、可靠、权威,文字流畅,深入浅出,对前沿问题的通俗化描写应该说已经做得相当精彩了。但这套书在推广中,市场并不好,媒体用“遭到冷遇”来形容。
  为什么?
  虽然出版者还可以从市场推广上再找原因,但“遭到冷遇”,则深层次地反映出中国学生已经被牢牢地捆在那些要考试的课本知识里了,没时间来光顾这些不要考试的“闲书”,哪怕你是“黄金读本”。
  何谓封闭?我们都知道封闭不好,都知道历史上的“闭关锁国”使国人吃封闭的亏吃大了,但封闭哪里只限于封闭国门呢?今天,单这个“分数定前途,一考判终身”的考试,就能把一个人从幼龄到18岁相当完整地封闭在那几册课本里,这不可怕吗?
  从社会上看,也可见绝大多数公众的兴趣不在这些科普知识上。电视报道北京某女歌星签售光碟,一孕妇挤到前排,大家都让着她,歌星问签哪儿,孕妇撩起上衣露出隆起的肚皮说:“就签这儿。”
  “签这儿?”女歌星惊讶。
  “对。就签这儿!”孕妇说。
  看来她是期望尚未出生的孩子将来也成为歌星。女歌星兴奋地在孕妇的肚皮上签了名。我是在家里的电视上看到这个情景的,不知这天还有多少人从电视上看到了这一奇观。
  中国科协继续努力,为提高公众科学素养开辟了“中国公众科学网”。
  1997年国家教委也做了一项调研,从而加强了变革我国基础教育课程的紧迫感。1998年2月,国家教委发出了《关于推进素质教育,调整中小学教育教学内容加强教学管理的意见》。同年3月,国家教委更名为教育部。教育部首先启动了基础教育阶段语文、数学、外语这三门主要课程的教学标准研究制定工作。
  这不是小事。变革课程,就是向新教育转型的切入口。
  “但是,直到20世纪结束,直到今天,对我国基础教育的评价一直存在两种声音。”刘洁民教授说。
  刘洁民是我国数百名参加制定国家课程标准的教育专家之一。我随即问道:“哪两种声音?”
  “一种是高度赞扬,一种是尖锐批评。”
  “怎么赞扬?”
  “赞扬的声音说,我国中小学基础教育是当今世界最成功的范例之一。理由有四:一、国际中学生奥林匹克竞赛,中国学生成绩最佳;二、中国出国留学生的学业成绩普遍不错;三、中国中小学数学以及自然科学方面教材的深度和难度,在当今世界是最深最难的之一;四、国外人士对中国基础教育的高度赞扬。”
  “批评的怎么说?”
  “批评的说,我们的基础教育,主要目标是掌握学科知识,具体表现为两个维度: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在教学实践中普遍存在以下问题:偏重书本知识,轻视实践活动;偏重学科本位,忽视社会和学生发展的需要;偏重摹仿,忽视创新;偏重教师传授,忽视学生主动学习;偏重统一要求,忽视个性发展;偏重个体学习,忽视合作与交流。总之,传统的分科教学缺乏对科学的整体把握。我们的基础教育是过时的、落后的,需要做重大改革!” 
 
 
四十二、笨孩子是怎样制造出来的
   
  写到这儿,我想向您介绍一下刘洁民教授。
  他1958年出生于北京房山琉璃河,北师大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当中国科协1992年做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时,刘洁民正在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做访问学者。在英国7个月后,他接着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又做了半年访问学者。如此,他得以考察了英美两国的教育。1993年回国时,他只有35岁。我想,仅从这“一叶”,也能窥见我国制定新课程的这支队伍的学术含量。
  他参与了数学课改的早期研究工作,随后是做北师大编纂新世纪《科学》教材的执行主编,随后他走了许多市县去推广新课程,辅导各地教师……他的经历从一个更广阔的层面,提供出我国教育大变革最前沿的消息。
  他说:“约在20世纪最后一年,我们得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世界161个国家和地区发调查问卷。调查显示,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已经实现了从小学到初中阶段的综合课程教学。在亚洲,仍然维持以分科课程为主的只有中国(大陆)和老挝了。”
  刘洁民说,这条消息对我们触动很大!
  这里,我援引《视野》2004年第6期刘燕敏一文———
  两份报告的预言1979年6月,中国曾派一个访问团去美国考察初级教育。回国后写的考察报告中说,美国学生无论品德优劣、能力高低,无不踌躇满志;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大字不识一斗,加减乘除还在掰手指头,就整天奢谈发明创造;重音、体、美,而轻数、理、化;课堂几乎处于失控状态,最甚者如逛街一般,在教室里摇来晃去。结论是:美国的初级教育已经病入膏肓,再用20年的时间,中国的科技和文化必将赶上和超过这个所谓的超级大国。
  同一年,作为互访,美国也派了一个考察团来中国,也写了一份报告:中国的小学生在上课时喜欢把手放在背后,除非老师发问时举右手,否则不轻易改变;早晨7点钟之前,在中国的大街上见到最多的是学生;中国学生也有家庭作业,是学校作业在家庭的延续;中国把考试分数最高的学生称为学习优秀的学生,一般会得到一张证书,其他人则没有。报告的结论是:中国的学生是世界上最勤奋的,他们的学习成绩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同年级学生比较,都是最好的。可以预测,再用20年的时间,中国在科技和文化方面,必将把美国远远地甩在后面。
  25年过去了,美国病入膏肓的教育制度共培养了几十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100多位知识型的亿万富豪,而中国还没有哪一所学校培养出一名这样的人才。两家的预言都错了。
  中国的教育已经落后了,我们再不能满足于关起门来自我赞扬,不能津津乐道于我们的基础教育是全世界最好的。刘洁民说,那时教育系统“两种声音”的争论已经很激烈。我们欣喜地看到,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6月份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发布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此后,课改步伐明显加快了。
  1999年夏秋之交,教育部下达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立项指南”,面向全国发动各高等院校和教研部门参加课题申报,截止时间为2000年3月16日。
  2000年3月下旬,教育部组织评审,以“八校两所”为核心,整合了全国的研究力量,对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各门课程,分别组建了国家课程标准研制组。这“八校”是:北师大、华东师大、东北师大、西北师大、南京师大、华南师大、华中师大、西南师大。“两所”是:中央教科所和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这是一支由全国300多位教育专家组成的“国家队”。
  4月29日,300多位专家齐聚北京,首次大集中。
  这是中国新世纪挺进新教育的一件大事,一个盛会。
  当大会宣布与会专家的首要任务是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基础教育阶段各科的课程标准时,大家都感到了不寻常的分量。就是这个课程标准,后来在教育界被称为“国标”。
  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学苏联,制定了《教学大纲》。如今制定课程标准,便是要取代已经用了半个世纪的《教学大纲》,这不是小改,是大动作!
  似乎为了慎重,这次课改分两套方案———综合课程与分科课程———同时进行。比如,既决定初中的科学课要综合物理、化学、生物以及天文、地理中的部分内容,同时还设有物理、化学、生物分科课程。
  我问:“分科课程怎么改呢?”
  刘洁民教授告诉我:“就像独立的语文、数学、外语,变革动作也很大。我举数学的例子你可能比较好理解。比如数学,可以根据学生不同的兴趣和特点,在课程里分4个档。”
  我问:“怎么分?”
  他随手画了示意图:
  文科 学文史艺术类→70 学经济管理→80
  理科 侧重技术应用→90 侧重基础研究→100
  如图所示,在文科中可分为两档,在理科中也可分为两档,如果把数学课程的最高难度设计为100斤,那么学文史艺术类的挑70斤的数学就可以了……学理科侧重基础研究的就要挑100斤。
  人是有差异的,有的人形象思维能力强,数理逻辑智能弱,他学数学顶多只能挑70斤,你非要他跟数学天才挑同样重的担子,那不把他压垮了吗?
  我们来看看这样的学生是怎样被压垮的:他
  顶多只能挑70斤,甚至挑不到70斤,他的数学成绩肯定好不了。成绩不好的家长和老师就要拼命抓,他的大量时间就被驱赶到数学里去,结果他的其他课程也被耽误了。最终他哪科成绩都不好,一个“笨孩子”就被制造出来了。
  由于是用相同的尺子去衡量,这样的学生自己也觉得自己笨,父母也觉得我的孩子笨,没办法。最终他可能一生都难有自信心,一生都活得很艰难。
  然而,他很可能是个艺术天才,或者是从事商业经营的能手,在基础教育阶段硬让他去挑数学天才的数学重量,就可能把一个艺术天才或经营学家消灭了。相反,如果让一个科学家去做艺术天才轻而易举便能做到的事情,那个科学家也可能立刻奇笨无比。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朱慕菊司长讲过这样一个事例,她说北京某五年级学生把自己作业中的一道数学难题拿去请教爷爷,爷爷是位“两弹一星”科学家,结果科学家爷爷也做不出来。这个例子未必罕见,我国数学课在实际教学中难度不断加深的状况已人所共知。
  那么应该怎么改? 
 
 
四十三、全国不再使用统一教材
 

  浙江课改遭遇的争议大家记忆犹新。如何能不降低课程水平,但降低学习难度,减轻学生负担?这成为本次国家课程改革中大家绞尽脑汁为之奋斗的方向。
  “我们设计出‘下保底,上不封顶’的课程。”刘洁民说。
  我感到新鲜,便请他解释。
  他说:“一是基本部分,这是每个学生都必须学的,并且一定要进行考察评价的部分,这叫下保底;此外是可由学生自己选择学或者不学,并且一定不会考你的部分,这一部分的难度甚至相当高,这就是上不封顶的意思。”
  “请再说细一点儿。”
  “比如你打算将来学表演,就不必学《数学》或者《科学》课本里那上不封顶的部分了,你可以到《艺术》《语文》或外语课本里给你备下的高难度的部分去多下工夫。如果你将来想当科学家,那就得学《数学》和《科学》课本里上不封顶的部分,虽然原则上不会考你,但只要你愿意学,你学得上去,老师都要负责培养你学上去!”
  刘洁民还告诉我,数学课程的改革有这么几句话:“人人学有用的数学,不同的人学不同的数学,每个人获得自己所需要的发展。”
  他还说:“这是课改中为降低学习难度而不降低水平采取的重要方式,叫‘分流’。通过‘分流’,使兴趣不同、天赋不同的学生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刘洁民还告诉我,主持制定数学课程标准的,就是后来任教育部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主任的刘坚。他原是北师大教科所副所长,早在1990年就开始做“大众数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这是数学课改的先导性工作,后来成为课改的核心成果。
  2000年4月底的大会,还确定了艺术教育也分两套方案。一套设音乐和美术两门课,另一套设艺术一门,融音乐、舞蹈、雕塑、绘画、戏剧等学科于一体。此外还建立了信息教育、综合实践活动课等新课程的课程组,对九年义务教育阶段所有课程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和设计。会后,专家们返回各地,分头行动。
  以300多位教育专家为核心力量,实际投入的教研人员和辅助人员逾千名,这大约是中国教育史上为变革课程而投入人员最多的一次大行动。虽然今天公众对此还知之甚少,但我深信,这件事做在21世纪的黎明,一定会深远地影响中国未来100年的教育。
  2000年7月中旬,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召集紧急会议,传达教育部陈至立部长的讲话,要求所有制定课程标准的小组,要同时开发出一套实验课本。
  “我们顿时感到,国家对这项工作抓得格外紧了。因为本来该是先拿出‘课(程)标(准)’,再根据审定批准的课标编教科书的,而现在课标还没出来,就要我们同时拿出课本!其实,我们是希望早日推行课改的,但现在看来国家比我们还急。”刘洁民说。
  2001年1月教育部又下新通知,每个组可同时开发2-3套教材,并决定新课本必须在当年9月投入实验使用。
  时间更紧迫了!“但大家还是很兴奋,积极去努力。”刘洁民说。
  他说当初申报科学课程这一项目的,全国有5家,教育部又吸收浙江的余自强来加强,就有6家。把6家整合成一个全国性的科学课题组,共同制定新课标。现在要求同时开发2-3套教材,我们就分成了北师大版和华东师大版,各自开发。浙江已经很有基础,也独立进行改版提高。华东师大版的主持人是华东师大前校长袁运开,北师大版的主持人是北师大物理系主任赵峥。
  “这个春节,我们一刻都没闲着,就像打仗!”
  “既然时间已经很紧,为什么还分散力量?”
  “哎呀,”刘洁民回答我,“这个动作可大!”
  “怎么大?”
  “从今往后,国家只制定课程标准,编教材要遵照课程标准,但不再使用全国统一的课本。比如《科学》课本有北师大版、华东师大版、浙江版3种,各地想用哪一种,都可以自由选择。”
  我骤然意识到,这个变动里蕴涵的进步已有如清泉汩汩……我明白了,即使已有3种版本的《科学》教材,还可能涌现更多版本,一个教材百花齐放的时代正在来临。
  这会造成混乱吗?有人就说:“如今教材兵荒马乱!”
  我想,春秋时期的诸子讲学,那样“乱”的百家争鸣,难道不是给中国带来了空前的进步吗?
  如果只有国家统一编写的一种教材,就不会有“百家”。信息化时代的课程需常教常新,若国家垄断教材,就难有人随时随地汲汲于更新再造,就会影响发展进步。
  既然不再全国使用同一种课本,将来如何能“一卷考天下”?如此,就为废除“一卷考天下”准备了基础。这禁锢思想、禁锢发展的“一卷考天下”被废除,也就为时不远了。
  请不要惊讶上述“禁锢发展”一词。中国幅员辽阔,东西南北差异大,经济发展差异也大,编写教材和选用教材都有一个如何更适应区域需要的问题。不再要求全国使用大一统的教材,这是实事求是。
  这件事有多大?
  中国从秦统一以来,就通过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等使华夏民族获得凝聚力,获得发展。之后两千多年来,教材也基本上是由国家确定的。这种方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使中华民族群体意识发达,但自主意识和个人发展均受到很大限制。任何事物都有利弊,选择则要权衡其利弊。我在采访中,不少教育专家承认,如今再用全国大一统的教材已是弊多利少。进入21世纪,不再全国使用大一统教材,一个县的教育系统,甚至一个学校就可以自主选用教材,这是两千年未有之变革!
  当不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全国使用大一统教材时,任何教材好不好,适用不适用,就都要接受市场选择,接受用户选择了。如此,老师和学生的愿望与能量,便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同一门课多种教材并存,有益于学术争鸣。课本中设计的“下保底,上不封顶”,则进一步扩大了学生在学习中自主选择的天地。所有这些,都将使个人得到更充分发展,这便是有益自主、有益民主的事,是历史走到今天,中国的进步!
  20世纪初中国变教育,先办新学而后废科举,从学“四书五经”变为学“数理化文史地”,没有比变教材对改变中国人知识结构更有效的变革了。今日再一次举国变教材,虽然媒体上还不见电闪雷鸣,却是21世纪的黎明中从教育里萌动的一场革命,一场真正的“学习的革命”! 
 
 
四十四、降低学习难度的四大途径
 
  正是这时,刘洁民在国内调研中注意到了王能智。
  刘洁民似乎走到哪儿都背着笔记本电脑。王能智生病住院,刘洁民去看他,一到病房就拿出“笔记本”,用着用着没电了,又赶紧拿出电源线在病房里找电源插座,找到了接着工作……护士进来看见了,说:“你这是违反我们医院规定,知道吗?”
  “违反?”
  “是呀,自带的电器不可以随便插进病房的电源。”
  “对不起,我拔下来。”
  “别。”护士已经听到他们探讨的是中学生的学习问题,也许她的孩子也是个中学生?护士说,算了,你用吧!然后退出去,关上了门。
  刘洁民说自己是来向王老师请教的。
  王能智说不敢当。
  他们二人的互相学习,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刘洁民给我讲解有关课程改革的学问,那样耐心、细心,知无不言,也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天下是不是只有教师才会如此无私地把自己所知都告诉你!日久,我还注意到,刘洁民非常乐于助人,我听到那些偏僻地区的老师说:“北京来的刘洁民教授,刚到过俺们这儿,没吃饭就开始给大家辅导了……”我想从刘洁民身上具体看到了所谓科学素养、人文素养,那是拥有了就会随时随地体现得很自然的东西。
  刘洁民与王能智走到一起,代表着“编书的”和“教书的”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刘洁民告诉我,“分流”只是降低学习难度的方法之一,我们发现,在教学过程中还有三条基本途径可以使学习难度降低。
  我问哪三条。
  他说:“其一,通过激发学生对某个课题的兴趣,使难度下降。其二,让学生与生活经验相联系、与现实需要相联系,使难度下降。这光靠读书不行,要通行实践,在‘做中学’。
  其三,通过探究提高学习能力,使难度下降。
  你看,这三条都在王能智的教学中体现得相当充分。对我们来说,就要设计出与这三种方法相呼应的教材。”
  王能智尝试过的这三条可简述为“兴趣”、“实践”、“探究”,再加上“分流”,就是不降低水准,但能降低学习难度的四大途径。
  曾经有科学家担心降低学习难度会使中国失去高水平人才,也有家长担心降低难度会使孩子考不上大学,这是对浙江课改争论的焦点。为“降难度而不降水平”,这些全国课改专家们动了许多脑筋。现在刘洁民看到,在王能智这儿,学生的学习变得容易,不仅水平没降低,反而提高了。这就是教学的魅力,呈现着教育智慧。
  刘洁民问王能智:“你们还没有使用新课本,学生涉猎课本之外的比教材还要高深,你是不是认为现有教材的难度不必下降?”
  “不是。”王能智说,“旧教材最大弊端是,社会上有什么不教什么,生活有什么不教什么,教的都是被前人证实的知识系统。这其中不少是老化、过时、无用的东西,所以是非改不可的。”
  2001年1月,在国家要求加快编写新课本的紧张阶段,刘洁民邀请王能智加盟。王能智说,我的学生在一线,比我更有经验。于是王能智与弟子10余人参加了北师大版《科学》教材及辅助教材的编写。
  此后,全国各课题组于三四月先后上报了“课程标准草案”和教材送审稿,接着要经过三道审查与答辩。第一道由科学家、大中小学教师、企业界人士等组成审议组审议,第二道由不同领域的8位院士审查,第三道由基础教育司组织多领域的专家成立评审组评审。如此经多次修改,一至九年级各科的新课本终于在2001年7月出版。
  与此同时,经各地自行申请,各省筛选和申报,最后由教育部批准,确定了全国首轮38个课程改革实验区。
  6月,新课本尚未完全印刷出来,全国首轮课改实验区教育部门的领导便带着教研人员、骨干教师,奉命进京,齐聚北京校长大厦,接受培训。
  2001年9月,这是个历史性的岁月,在实验区,震动万家的课改,就要与分布在26个省市自治区的一部分老师、学生和家长见面了…… 
    ●相关思索:西方17世纪科学革命以来,科技突飞猛进,改变了整个世界。世界各民族都不得不奋力于消除科技落后的民族危机。即便美国,在1957年苏联卫星上天后,美国人也强烈反思,说美国的科学教育落后了。但这时,另有教育家认为,美国落后的不是科学教育,而是艺术教育。还有教育家认为,欧洲人一直说美国没有历史、没有文化,视美国人为“乡巴佬”,美国应该花大力气发展文化艺术教育,建立美国的文化价值体系。
  这一争论持续10年后,1967年美国著名哲学家戈德曼在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创立了一个“零点项目”,他认为美国人忽视艺术教育带来的后果不只是影响艺术发展,而会影响美国人的创造性思维,从而也影响科技创新。为此,他强烈地主张:要以“零”为起点,唤起美国人对艺术和人文教育的重视。此后20多年间,美国投入上亿美元,百名以上的科学家、教育家参与研究,提出多元智能理论的加德纳,就是“零点项目”的执行主席。
  在美苏冷战时代,美国事实上已高度重视发展文化艺术,如投资甚巨发展的好莱坞电影,不断营造出巨大的世界市场,强力将美国的价值观渗透到世界各国。进入计算机时代后,美国仍重视本国的文化教育,如1994年美国发表《提高学生写作能力需做大量工作》的调查报告,同年美国推出历史、地理和公民学等课程的教学标准。
  我国多年来高度重视科学,有科学院、工程院两院院士,对我国科技进步产生了巨大的推进作用。我国也有社会科学院,有哲学、文学等研究所,但还没有设立社科人文领域的院士。当今中国科技、经济持续发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也处在一个新的发展时期。2004年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发表,反映了时代发展的需求。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发表,不仅反映了家长们对子女健康成长和生活安全的要求,也反映了振兴我国人文学科以及优质塑造人的精神世界的紧迫需要。百年来西方科技与文化,都曾疾风暴雨般冲刷着中国备受误解的文明。事实上,中华悠久的文化背景和杰出人物仍然是新一代创造者创新生活的能源。直到今天,我们的父母兄妹在繁衍生息中有那么顽强的平民性格,那么敦厚的生活智慧。我们需要意气风发地营造我们的时代感觉和民族精神。上下古今,纵横中外,都需要新一代文科学生快快成长,为中华文化风格的渗透再造,为吸纳优秀的世界文明,去满足苍生万有的期待。 
 
 
四十五、黄河从他们身边流过
 

  黄河在这里由南向北滚滚而去,在看不见的远方折向东流……驼铃曾经是这里响动千载的声音,这里也曾经万马嘶鸣,后来包兰铁路伸进了草原,火车隆隆由此经过。
  这里是内蒙古乌海市海勃湾区,是2001年国家确定的38个课程改革实验区之一,也是38个实验区中7个选择综合课改的地区之一。
  2001年8月的一个星期天,乌海市海勃湾区的家长们被通知到学校,得知9月就要发生的变化。那个家长会顿时开了锅。
  “高中变了吗?”家长们问。
  “没有。”
  高中还有物理,还有化学,高中的语文数学等等,一切都没变。
  “其他地区变了吗?”家长们又问。
  “没有。”
  就这个乌海市,还有乌达区、海南区和两个大矿区都没有变。仅仅海勃湾区,是内蒙古唯一进入新课程改革实验的地区。
  “他们没变,我们咋就变了?”
  “高中没变,将来上高中接不上怎么办?”
  “考大学怎么办?”
  “要变大伙儿都变,都在同一起跑线上!”
  “干吗拿我们的孩子当试验品?”
  今日,无论在都市或穷乡僻壤,孩子的读书和前途都是家庭第一大事。这个夏天,海勃湾区的千家万户都沸腾了。许多家长开始跑关系、“走后门”,千方百计地把孩子转到本市的非实验区学校去。海勃湾区教研室主任李玉平及其儿子李龙,忽然成为家长们关注的对象。
  “李龙今年正好也小学毕业。”
  “李龙上哪儿的初中呢?”
  “李龙他爸不能不管他儿子吧!”
  “爹要粗心,娘也不答应。”
  “没门路就没办法,有门有道的还能让孩子吃亏?”
  “当爹的让儿子上个好学校,那也不是什么错。”
  区教研室主任不算什么官,但在当地教育系统无疑是个人物。家长们的说法很多,比较集中的看法是:“新课程到底好不好咱也不懂,就看李龙他爸怎么办吧。”
  “李龙上了一通厂学校。”这消息被迅速传开。
  “一通厂,那不是实验区学校吗?”
  “是呀,正是实验校!”
  据说,区教研室主任李玉平的孩子上了实验区学校,使不少没门路的家长得到安慰:“人家的孩子也这么读,咱就认了吧!”
  但是,跑关系的仍然呼啦啦奔走。
  更让领导们头疼的是,有许多家长集体提出要求,说我们这儿是个经济欠发达地区,像这样大动作变革教育,也该从那些经济发达地区开始。要求领导向上反映,暂时不变,晚一点变,否则我们的老师、学生、学校设备都跟不上,效果不好,将来你们会被怨恨一辈子的,应该慎之又慎……
  这些意见已经比较专业,已经吸收了部分老师的意见。这个夏季,尽管已有一批老师接受了承担新课程的培训,但老师们心里也没底。老师心里没底,家长心里就没底。浙江课改之初遇到的疑难也在这里出现。
  家长们也得知浙江走了这条路,但他们说我们这儿的经济条件比浙江差多了。这是事实。海勃湾区所在地早先叫桌子山,民国时期是个地图上找不到的矿区,相传犯人越狱逃跑,警方追捕,得知逃犯跑到桌子山挖煤去了,就不追了。桌子山这名字20世纪50年代继续沿用,1961年政府在黄河东岸的桌子山矿区设了海勃湾市,在黄河西岸设乌达市,后来合并就称乌海市。60年代,海勃湾有了很大发展。而到90年代,这里的工业遇到严峻挑战。
  前面讲到区教研室主任李玉平的儿子李龙上了一通厂学校。这一通厂原是军工厂,后来转为地方企业,一通厂学校随之归了地方。一通厂是个中型企业,今天还坚持着运转已很不容易。一通厂在岗的职工月薪只有180元,这个数字,京城的人们或者东南沿海的学生们都是很难相信的。
  一通厂学生主要是职工子弟,目前共有1020名学生,其中小学生与中学生大致各半。今天要学的新课本更像个“导读”,老师将据此引领你去获取许多课本之外的知识。计算机时代到来,任何一个学生凭借键盘就可以与世界对话,但一通厂的孩子们家中基本没有电脑,如何能利用网络?
  一通厂学校校长郭丽云是汉族人,生于教育世家,长得健壮美丽。她坐在我面前的时候腰板总是挺得直直的,就像骑在一匹马上。她的嗓音浑厚,总让我想起草原上辽远的歌声,让我想起某个叫“琪琪格”的姑娘。
  郭丽云是愿意尝试综合课改的,问她为什么,她说,反正是个“穷”,听说综合课程能改变学生命运,我就愿试。
  不过,穷也真穷!“我们学校图书室的书,大部分是淘汰书。”她这样告诉我。她说我们知道,学新课程,学生需要很多新信息、新资料……但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只给全校24个班每班做了一个图书柜。
  她说书柜不大,只有三层。就这三层的书柜里也没书,书柜是空的……那“空间”,就是对我们的压力。她说老师们都发愁。
  海勃湾区的教育领导机构称为“教体局”,老局长叫李维林,老师们说他当时为了保住生源,为社会稳定,不得不召开家长大会。
  那个家长会热闹得像个集市,从前开家长会没有家长抽烟的,这一回会场里烟雾缭绕……老局长的声音通过扩音器在烟雾中回响。
  他说正因为经济发展欠发达,更要抓住机会早变革,早受益。他说,我们成为内蒙古最早的实验区,这个机会一定不能丢!老局长说得满头是汗,最后斗胆向家长们承诺:“一年以后,如果你们认为不好,想把孩子转学到哪儿,我给你们转!”
  李局长的这个承诺,据说达到了某种稳定人心的效果。
  其实,这个承诺无法兑现。因为李局长只是本区教育部门的领导,假如一年后真有许多家长要求给孩子转学到非实验区,他哪有那个权力?这意味着实验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可是,谁能保证不败?
  秋风起了,老师们说,局长的承诺中有一种悲壮!
  我们会不会失败?我们该怎样来担当?
  决心是一个方面,客观条件又是一个方面,这样一个穷地方,适合推行综合课程吗? 
 
 
四十六、深圳,富庶区的反应
 

  2001年9月,广东深圳市南山区与内蒙古乌海市海勃湾区同时进入综合课改。深圳是经济发达地区,也是教育强区。南山区已连续6年高考总分在深圳市排名第一,被选为广东省唯一的实验区。
  我所接触的深圳教师,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他们明显有一种自豪。这让我与他们对话不得不加倍调动思维,甚至不知不觉把身子坐得比平常挺拔。交谈稍久,我便意识到,他们的状态似乎是一种竞争中的状态。
  陆晖是担任科学课的青年女教师,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硕士学位,曾在扬州大学任教。我问她,你不当大学教师来教中学生,你的学历在你们中学是不是最高的?
  “不是。”她说。
  接着,她解释道,深圳是移民城市,很多老师是从内地来的,早先没有本科学历户口进不来,后来在竞争中本科学历已没有优势,研究生毕业来这里当小学教师也是不奇怪的。所以,不说深圳的中小学教师平均学历全国最高,也是最高的之一。
  王珍、刘彩玲老师也在担任科学课教师。她们都告诉我,她们的学生,家家有电脑。
  “有的家庭不但有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还人手一台,父亲、母亲、孩子各人用各人的。”
  “学生还把笔记本电脑带到课堂上来。”
  “电脑不算什么。70%以上的学生家有小汽车。”
  “是吗?”我问。
  “在深圳,买小汽车不稀罕,有些学生家里已经换了好几辆了。”
  “养一辆车一个月要多少钱?”
  陆晖老师就有小汽车,她说:“一个月至少要1800元。”她又解释说,这不是她一人的数据,他们班上搞过一个研究性课题,这是个公认的数据。
  我想起了内蒙古海勃湾区一通厂的在岗职工月薪只有180元。我说:“深圳的师资力量和经济力量都很强,你们搞综合课改是不是容易一些?”
  “那要看怎么说。”陆晖说。
  我仔细询问,加上多方调查,得到如下综合印象:
  深
  圳离香港仅一桥之隔,香港变分科课程为综合课程已久,深圳人普遍看香港电视,对综合课程早有耳闻,家长中有人已认识到这是世界大势。只要家长中有人认识到,他们的影响力是很大的,这种影响早已发生。
  报载深圳1999年初的一份调查:深圳出国留学的中学生占该市所有出国留学人员的70%-80%。在广州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一些中小学里,每天都有学生流失。
  “广州市每月自费出国的约200人中,低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报纸说据保守估算,小孩留洋使广东的教育消费“一年流走10个亿”。北京的文化、教育界有人说“不要盲目留洋”,“年龄太小留洋不好”,但广东就兴小学生留洋。家长们并不是担心孩子将来在内地考大学费劲,而是认识到,目前的基础教育,内地不如香港和国外。家长们无力改变内地的教育,又不能耽误孩子,有条件的家庭就选择了把孩子送出去。这种情况在深圳开展综合课程改革之前已经存在,所以深圳的家长接受综合课程改革并无多大阻力,而是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考虑:“深圳老师行不行?”
  陆晖、王珍、刘彩玲诸位老师都谈到,综合课加上探究性学习,学生会提出你想像不到的许多问题,这对老师的知识面是很大的挑战。内地人总认为深圳虽然经济发达,但是个文化沙漠。你不能忘记,这个移民城市大部分是外来户,这些人本身是敢闯世界的人,思想活跃。我们感觉这里流动着某种美国精神,生机勃勃。孩子们的思想也很活跃,家长的监督可能是全国最厉害的。
  我问,何以见得?“深圳的学生可以炒老师。”“怎么说?”“每个年级都有家长委员会,学校有董事会。学生反映哪个老师不行,家长感觉哪个老师不行,就直接给校长、给董事会打电话。如果说某个老师不行的电话多了,学校就会把那个老师炒了。”
  “这样的情况不多吧?”
  “今年被炒了17个。”
  2003年秋,北京校长大厦。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在此召开进一步推广课程改革的全国会议。会场里,每个老师面前都有桌子,几乎每个老师都摊开了本子,这大约是开会普遍做记录的一大群体。深圳南山区教科中心负责人陈坚,代表深圳实验区在讲台上发言,屏幕上打出了他发言的题目:《建立校本教研制度———推进科学课程改革》。
  “课改一开始,就好像打一场战争!”
  陈坚说他们的教研工作自此是“一切为课改教师服务,一切为新课程服务”。他说老师们的压力是很大的,曾经是优秀的合格的教师,面对新课程马上变成不合格———就其人的质量而言仍然优秀,但作为教师不合格。这促使教师“人人都成为自觉的学习者和研究者”。
  教师的自我更新取向、自我发展意识,就像是一夜之间迅速增强。今天的教师到底该怎么当?教材不是“教经”,教师不再是“传教士”……这些话就是这么讲出来,也能让我们感到那里发生了不寻常的震荡。那里学生的情况怎样?容后再叙,先看看山西。
  山西在历史上似有思变之传统。史家划封建社会,多从“三家分晋”起始,这“分晋”就是发生在山西的大事变。山西境内有吕梁、太行、五台、恒山、太岳、中条等大山,山多地少,晋人发展行商,沟通中原与西北5省商贸,在明清有相当规模的发展,这在重农抑商的时代也是不同凡响的。20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后,私营经商走不通了,山西人仍然穷则思变,就有了挖山造梯田的大寨。
  曲沃县在山西省西南部,汾河支流浍河下游。农产品有小麦、棉花和烟草,是典型的农业县。地方穷,但教书和读书都很用功,中考已多年获临汾地区排名第一,高考也在临汾地区名列前茅,老百姓对县教育局一班人马,对县重点学校的教师们颇为认可。 
 
 
四十七、山西的消息
 
 2001年夏天,曲沃县教育部门得知国家要开展课程改革,立刻向县委、县政府报告。教育部门和县委、县政府都认为要积极去争取这个机会。他们觉得,既然是国家级的项目,应该有一笔经费,不管用什么办法,能拿到这个项目,得一笔经费注入曲沃县教育,就是贡献。于是,这个夏季,县委书记乔成家、县长薛愿兵、教育局长和副局长,4人风尘仆仆地从山西省西南部专程赶到省城太原去强烈要求,志在必得。此举在38个实验区中堪称一奇。
  同去的教育局副局长张桂蕊是位特级教师,1995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她身兼教育局教研室主任,还是山西省教育发展战略组成员。在路上,她就跟两位县领导说:“教育的项目,很可能是没有经费的。我们要是争取来了,就必须搞下去,到时候可别说县里没钱!”
  县领导作了承诺。
  结果,他们把项目争取来了,果然没有原来所企盼的经费。2001年9月,曲沃县成为山西唯一的实验区。
  他们的困难和举动都很惊人。
  曲沃县的小学原是五年制,他们选择了综合课程,这新课程是六年制的,怎么办?变!就这样,小学五年变六年。
  可是多一个年级,就多了4000多学生,教室、桌椅、老师都得增加,单单这老师,一下子哪儿去找那么多呢?
  贴广告招老师。他们先从本县近两年毕业的师范生与大专生中测试、遴选了236名试岗教师。合同上写定:试岗一年,一年后考试、考核,合格转正,不合格不再录用。
  “你知道这些试岗教师每月的工资是多少吗?”
  “你说。”“我说了你也不信。”“多少?”我问。“每个月只有100到150。”
  “还有别的补助吗?”
  “包括补助,全部就在这个范围。你很难相信吧!”
  我点点头。
  张桂蕊接着说:“按说,无论如何也不能只给这点儿钱,但是县财政开支不了,没办法。”
  “100多,”我问,“一年下来也就一千多不到两千,有人愿意来当这个教师吗?”
  “踊跃报名,唯恐不用。”“是吗?”
  “地方穷,这100多块钱,也是个出路。”
  我听了,一时不知还该问什么,心想一个课改,就这样招收236名教师,也是调动起全县青年人才,拉动本县需求的大事了。
  这里的中学,除音乐和美术选的是分科课程,其余都选了综合课程。浙江当初的课改首批迈进1万人,曲沃县第一步踩进去就是全县3万多学生,13个学科“全科目全方位”挺进。
  今日,从外国人公布的中国富人排行榜可以看到,中国已有不少亿万富翁。目前中国贫富之悬殊,不唯个人与个人比悬殊极大,地区之间群体与群体比,差距也是巨大的。内蒙古乌海市海勃湾区的企业,山西曲沃县城乡,都还不是中国最贫困的地方。1995年我走过甘肃、青海、西藏一些地区,得知有些县欠着教师的工资发不出来已有一年半载。曲沃县还能给这批新教师开出每月100多元工资,属于不错的了。但曲沃县和海勃湾区师生家庭与深圳师生家庭的经济持有水平,毕竟相差甚远。春夏,走在内蒙古乌海,走在山西曲沃,望着这里蔚蓝色的天空和原野上鲜艳的野花,你会感到这片土地的美丽和贫穷是一曲震撼人心的旋律……
  一些地方的家长们说教育是不能试验的(在家长们头脑里,总认为是“试验”,不是“实验”),可曲沃县连老师也是试岗老师,这些一天课都没有教过的老师,一下就被派去承担综合课,这在那些富裕地区的家长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可是,”张桂蕊说,“穷,我们也得改啊!”
  “您是说穷,也得参加课改?”
  “是。不改,我们会更穷。”她说。
  “我们已经再没有什么可损失的了。”她又说。
  9月,一个细雨
  的黄昏,你看到放学归来的孩子书包轻了,你的心情却很沉重……但是,眉头会展开的,阳光会朗照内蒙古蔚蓝而高远的天空,会朗照孩子的明眸。
  我看见蓝天下,有位女教师正领着数十个初中生向城区步行而去……公共汽车在他们身边停下,又开走了,他们继续向市区步行而去。
  为什么不乘公共汽车?他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走,走,向城里走去的正是一通厂学校的学生。
  他们的学校坐落在城市的边缘。他们正向市区图书馆走去,一走就是四五里路。我不能说这些孩子们买不起一张公共汽车票,但同学们说,大家都把乘车的钱省下来就是一个数,就可以买书。
  还记得一通厂女校长郭丽云吗?她曾说我们给每个班做了一个书柜,有三层,但书柜里没书,那“空间”就是对我们的压力……于是孩子们去捡易拉罐、捡纯净水瓶,捡了就交到班长那里保管。废纸也不扔了,整整齐齐地收拾好,交到班长那里保管,攒多了就送到废品收购站去卖。一个学期下来,那书柜里的新书竟也满了一层。
  当然这书柜是太小了,装满了也不够用。于是老师告诉大家,市里有个很大的图书馆,然后就领着他们去了。
  丁勇霞老师、弓美霞老师走在学生们中间,你一下不容易区别哪个是学生哪个是老师……她们大学毕业不久,她们与学生们很融洽,她们一次次带学生去,每次都走着去,全班都走着去。阳光下,同学们一个个走得红光满面,汗流满面,兴奋不已。
  他们每个人都办了一个借书证。那里有好多好多老书和新书,还有不少新报刊……课本里提示的背景资料、填充资料,他们基本上都能查到。一旦查到,各学习小组就“捷报频传”。
  还要去,还要去!学生们总这样说。
  一到图书馆,他们就像一个个蚕宝宝蚕食桑叶那样扑向书刊……图书馆人员惊诧了! 
 
 
四十八、草原上的阳光
 

  为什么这些远道来借书看书的孩子一大群一大群?
  为什么城里一中的孩子没有一个来借书?
  老师们告诉图书馆人员,因为城里的孩子还在读着老课本,还在应试教育的重压之下,还在题海的包围中,他们没时间来光顾课本之外这么大的世界。
  “是呀,我们自己家里有的书,孩子都不看,哪会来借书看呢?”图书馆人员说。
  图书馆人员的孩子都在城里读书,属于尚未进入课改的。这些做父母的听得朦朦胧胧,似懂非懂,但眼前别人的孩子对借书看书如此兴奋,如此认真,毕竟令他们惊奇,而且有点羡慕了。
  他们说,多少年了,没见过这样的借书景象。
  黄昏,图书馆要关门了,他们又集合,在夕阳下走回去……内蒙古海勃湾区,这就是你的新世纪!
  老师带着数十数百初中生,一次次步行去远方借书的故事听起来像一个古老的童话。那里有一座图书馆,令孩子们如此神往,因为那是知识的宫殿,那儿联系着更辽阔的远方……
  母亲河在他们身边流过。从北京开来的列车,经呼和浩特连接包头,再从包头经乌海市南去宁夏,再向西奔去甘肃……开放式的学习,使海勃湾区孩子们的眼界一天天开阔。别以为他们在远方的行走跟我们没有关系,他们在那些早晨和黄昏的跋涉,在加强国家变革教育的决心。
  有没有困难?有没有反复?有没有争议?
  有!许多想像不到的经历一一出现。
  海勃湾区教体局局长李维林曾对家长们许诺:一年后,如果你们觉得不好,想给孩子转学,我负责给你们转……一年后,李维林局长调走了,新任局长叫邢瑞英,她介绍说:“困难真的很大。比如讲大综合的科学课,一开始班上有41个人不懂,讲着讲着,有42个人不懂了,连老师也不懂了。”
  她说,新课标、新课本出来了,最直接遇到挑战的还是老师。课改开始不久,老师中就有一句话流传:“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2002年3月,乌海市全市进入了课改实验,但除了海勃湾区仍使用综合课程,其他区全部选了分科课程,“这对我们来说,无异于发生了地震!”
  邢瑞英说,压力比当初更大了,怎么办?既然已经骑在马上,那就跑吧!从此海勃湾区和其他区着劲儿干。
  我问,像比赛?她说,比比赛严重。“2002年9月,我们不得已也订了分科教材。”
  “改主意了?”
  “不是。有人说这样好,有人说那样好,到底哪一种好?不得已,我们让学生每人手里都有‘分科’和‘综合’两套课本,老师拿着两套书作比较,学生也拿着两套书比较着学。我们想,老师和学生两套教材都接触了,心里就更有数。最后我们做问卷调查,让老师和学生自己选择,下学期的课,你们究竟是愿意学‘综合’,还是学‘分科’?”
  “学生们几乎都选择了综合课。其中75%的学生选择了‘非常喜欢’。”
  “老师呢?”
  “93%的老师选择继续使用综合课程,其中86%选择‘坚决支持’。选择‘反对’和‘坚决反对’的一个也没有。7%的选择了‘怎么都可以’。我们就坚定地走‘综合’了。”
  我还想起浙江课改遭反对后,为坚持“综合”,曾采取两三个老师“抬”一门科学课的方式,便问他们老师任课的难题怎么解决。
  邢瑞英说,起初老师之间互相请教,比如担任科学课的物理老师向生物老师请教,生物老师向物理老师请教,不久就集体备课。
  “集体备课,思维碰撞;听课交流,经验共享。”她说我们地方穷,老师工资也低,许多女教师过去连化妆品都舍不得买,现在舍得买电脑。课程改革不仅是改变了学生的学习,更推动了老师的学习,我们说是“老师和课改共同成长”。
  此外,这也促进了学生催家长买电脑,推动学校和民间使用计算机的进程。这些变化,都随着课程改革的推进在地方上出现了。
  郭丽云校长告诉我:“我们的综合实践课,学生们做的课题是老师过去想像不到的,也是家长想像不到的。”
  我请她举例说说。她报出了一串题目,然后我理解了,在这片土地上,不论蒙族还是汉人的后代,心中都有蒙古人辉煌的历史,于是孩子们做的课题有《中国兵器的变迁》、《中国战例荟萃》等。蒙古人爱马,则有孩子做了《世界名车调查》这样的课题。还有《乌海市大街车流量调查》《海勃湾区居民水费调查》……我说,这些课题,初中生做确实不简单。
  她说:“小学高年级就开了综合实践课,也做课题,比如居民水费调查,男女生合作,要入户调查,不仅涉及知识,首先要学会礼貌,学会怎么让阿姨叔叔接受你的访问。”
  这片土地有开放的性格,有改变命运的愿望,孩子们的变化在家中也颇有影响。前任局长李维林调走了,他的承诺落到了新局长邢瑞英肩上,但令人尴尬的局面并没有出现。邢瑞英说,一年后,我们的生源不但没减少,反而大幅度回升。
  “最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竟然有市中心区的家长,要求把他们的孩子转到海勃湾实验区的中学来。”
  我说,你说慢点儿,这是怎么回事?
  她说,一般说,市属学校的规模、师资力量、设备都比海勃湾区的学校强。多年来,“走后门”的只有从我们区属中学往市属中学调的,从没见过从市里面往外面调的,突然翻过来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一时弄得我们也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
  “千真万确。”她说,家长们通过朋友、熟人,找市委领导,找市教育部门的领导……领导给我们写条子,各种渠道来找的都有,就是要求往我们海勃湾区的学校调,“2003年,我手上就办了十几个。”
  “你是不是感到新的为难了?”
  “不。这很鼓舞我们,我们愿意,所以不为难。”
  回顾3年来的综合课程改革实验,不能说今天已经没有分歧。邢瑞英这样总结道:“起起落落,坎坎坷坷,回过头来发现,收获多多。”
  古羌人威武的身影,蒙古人响亮的鞭声,远去了吗?
  母亲河在他们身边流过,火车呼啸着奔向远方。
  虽然,这里的生活穷是真穷。但老师正带着学生,在改变命运。不管怎么说,这儿是新世纪内蒙古最早改变教育的地方,这儿的阳光会照遍草原。 
 
 
四十九、未知,也很美妙
 

  谁都知道深圳人家有小车的多。陆晖老师给我讲了一个关于小汽车的综合实践课活动,那是他们课改进行到第二年的课题活动。
  她说深圳小车的个人拥有量在全国名列前茅,与发达国家也可以一比。他们做的课题是:深圳大力发展私家小汽车利大还是弊大?
  全班40多人,分成正方和反方两组。你可能从电视上看到过类似的辩论,每方有4个同学参赛,他们是同学们自己选出来的,但他们的智慧来自本组所有同学的实践调查活动。
  同学们分头去跑环保局、交管局,跑书城买资料,跑图书馆查资料……我们公布了评委的名单,有的同学还知道去“活动”评委。我们不会把这看作是“走后门”。要争取胜利,你能了解到评委的学识和观点,也是一种重要资源。你只是个学生,评委对你的访问能接受到什么程度,那是你的本事。教学辩论会开始那天,我们还吸收家长参加,这些家长都是会开车的,听起来也有滋有味。
  汽油有多种型号,深圳有多少汽车,每天能排出多少废气,这么多废气如何能从城市里排出去,要多久才能排出去?深圳被评为国际花园城市,如何能让深圳的天更蓝、水更绿?如何从交通结构的角度来解决这些矛盾,如何从新能源开发的角度来解决这些问题?……教学辩论会那天,学生们讲得头头是道,口若悬河,那些会开车的家长们听得目瞪口呆。学生们非常兴奋。陆晖老师是主持人,听得她也深深为自己的学生骄傲。
  以往,这些学识,只觉得是专家才知道的,现在就从这些14岁孩子的口中滔滔不绝地讲出来,而且是相当灵活熟练地讲出来,好像他们不是14岁,起码有40岁。谁胜谁负都不重要了,能讲出这些学识也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家长、老师和学生都看到:一件本以为是专家学者才掌握的事,只要你去探究,你也是可以掌握的。这件事可以,其他事也可以。
  陆晖老师把这个活动写成了教学案例。南山区教科中心倡导老师们来写这样的教学案例。我曾听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朱慕菊司长说:“教学案例,我们还刚刚起步。”就在这刚刚起步的阶段,深圳南山区将教师们编写的课案汇集成书,已经出版了15本,成为课程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撰写的课案全部取自课堂,取自师生们的教学实践。你可以想像,15本课案,两三年间类似的课题活动他们每个班都经历了数十上百个,学生们掌握的有关学识就远不止是关于小汽车、环境、新能源等方面的信息和知识了。换句话说,他们在初中综合课程阶段所涉猎的基础性新知识,已经在很大范围日益超越不少特定学科专家的学识领域,这样的趋势,让人看到了一代新型学子,前途未可限量。
  迄今,各地的老师都觉得科学课里包容了先前的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等课程,要让不同专业毕业的老师去承担实在是个问题。陆晖老师毕业于生物系,她有个看法颇独特。
  她的表述大致如下:就像《科学》第一册讲“水”,在从前的课程里,水资源的分布属地理,水的力量属物理,水的分子变化属化学,水是生命之源就讲到了生物,今天的教材还讲到人类文明发源于大河中下游,涉及历史。我是学生物的,我感觉一个活的生命体是不可分的,一个很好的教材也是不可分的。把它们分开了,那是人为地切割出学科界限。现在把它们整合在一起,还原为本来的整体面貌,它还是物理吗?它还是化学吗?我认为可以用一个新的视角去看待它,它不是别的,就是“科学”。应该用这种思维去理解,去教学。
  “陆老师,我有个问题想问您。”一天下课后,有个八年级的男孩来找陆晖老师。
  “说,什么问题。”
  “人体的温度是37度,但人体最适宜的环境温度是22到23度,您知道为什么吗?”
  陆晖老师想了想:“我没听明白,你想问什么?”
  “我想问这37度跟22-23度之间有什么联系,您知道吗?”
  陆晖想不出这有什么联系,摇摇头,似乎在考虑学生提的这个问题有没有意义,要不要深思。
  学生说:“陆老师,您先想想吧,我想了好久。”
  下午,男孩又来问陆老师:“您想出来了吗?”“我想不出来。”“那您再想想吧!我先不告诉您,先让您思考。等您思考不出来了,我再告诉您。”男孩说。
  陆晖心想,这不是开展探究性学习时老师对学生说的话吗?现在学生把它用到老师身上来了。她问:“这么说,你已经有答案了,是来考我?”
  学生点点头。
  当然,陆晖发现学生提的这个问题居然占据了她的头脑。她想,我是学生物的,有关人体温度的问题应该是在学科之内,总该响应学生如此一问吧!但她想不出来,只好打电话问她的生物学导师。
  导师回答说:“不知道。”
  她请导师再问问别人。
  导师也给导师认为有学问的人打了电话,回答还是:“不知道。”
  第二天,陆晖实实在在地告诉那个男孩:“我不知道。”
  现在,陆晖对我说,要敢于告诉学生“我不知道”,毕竟,这个世界上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
  学生听了并不失望。他说:“陆老师,您知道黄金分割线吧。我发现,把37×0.618=22.866,正在22度与23度之间。就是说,人体最适宜的环境温度,正在人体温度的黄金分割线上,您看多奇妙!”
  这下,陆晖也感到学生的这个发现真的很奇妙了。
  她还没有从奇妙中走出来,学生又问:“可是,陆老师,您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吗?”
  “不知道。你知道吗?”这次,陆晖是真的向学生请教,她希望学生知道,能告诉她。
  学生说:“我就是不知道,所以想问您。”“我不知道,没人想过这个问题。”陆晖说。“我还想知道,为什么有黄金分割线?它是怎么被发现的?谁发现的?您知道吗?”
  “我不知道。”
  这一天,陆晖仿佛重新发现了自己的学生,而且不仅是这一个学生。这一天,就在这“不知道”之间,她和学生都体验到了一种照彻心灵的愉快。不是因为解出了一道什么难题,而是体验到在这个世界上,未知,也是很美妙的,它在前方向我们招手……这正是探究性学习开启了学生的奇思带来的妙境。
  2003年9月,深圳全市6个区全面启动义务教育阶段综合课改。2004年,深圳的高中课程改革也将全面铺开。 
 
 
五十、曲沃的"试岗教师"
 

  2001年9月,山西曲沃新招的236名“试岗教师”全部放在乡下,据说“县城里一个都不放”。这些试岗教师教得怎么样?张桂蕊告诉我,他们一天书都没教过,我们也不能对他们太苛求,但是情况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料。
  2001年11月26日,是个震动全县教师的日子。
  这一天,教育局在6所乡镇中小学校同时召开教学现场研讨会。这6所乡下学校都是本县的“边远学校”,教育局组织全县(包括城区)中小学有关年级的教师们去观摩研讨。
  曲沃县最西边有个高显中学,张春霞老师开的科学课被认为“精彩”,全县担任初中科学课的老师都被组织去高显中学观摩。城区的老师想不明白要让他们去看什么,有人还以为大约是要他们去帮助帮助乡下中学的老师。
  北董中学坐落在曲沃县东南角,董**、关*两位女教师的初中数学课观摩研讨会在此召开。
  新定小学坐落在西北边,在此开了小学一年级的语文研讨会,担任这门课的柴*老师毕业于县师范学校,她既教语文又教数学。
  后来,又在最东边的王村小学开了小学数学课的研讨会,在最北边的北山脚下杨谈中学开了初中数学课研讨会,还开了历史与社会课的研讨会。
  张桂蕊身为教育局副局长兼教研室主任,组织这样的研讨是她职责内的事,她说:“我们也是在做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我问,您是指综合课改吗?她说不仅指课改。
  “多少年来,这样的观摩会都是在城里召开,都是乡下的老师进城,去向城里的老师学习。像这样让城里的老师去向乡下的老师学习,历史上是没有过的。更何况乡下不少是试岗教师,让老教师去向试岗教师学习,这是破天荒的,对方方面面的震动都很大。”
  “还有哪些方面?”“乡镇领导的劲儿很大,家长的劲儿也大,孩子们也感到荣幸。”
  当然,也有教师表示怀疑。比如看到讲语文,课本里讲到秋天,年轻的女老师讲着讲着就把学生带出去了,把落叶带回来了……有的老教师说,这教课的小姑娘自己都还在贪玩的年龄,教语文又不是教自然和地理,怎么能这么教呢?
  有的老师赞赏,说把学生带到环境中去体验课文,体验秋风、落叶带来的情思,最后还可以把落叶做成书签,粘贴成艺术作品,这就把“腿”从“语文”伸进了“艺术”课的领域,如此不知不觉产生的“综合”,是很漂亮的。
  所有的老师都进入了思考,真正的研讨出现了。11月26日这天,有些城区的校长没去,老师们带回学校的消息也对城区的校长产生了冲击。但城里的校长不相信,一周后他们亲自去乡下“看一看”。
  城关小学校长张万兴去了,东关小学校长张成祥去了,北关小学的苏校长去了……去了就都被触动了。“小姑娘教学还不到一年,真不错!”这是大家在吃饭时普遍的一个说法。
  临汾市教研室主任张苏华、副主任柴林亮来看了,山西省教研室的副主任贺斌也来看了,看了都说:“确实好!”“想不到。”
  这年11月26日的乡下中小学观摩研讨会震动了城里的教师,此后还陆续开过多次这样的研讨会……都说综合课程很难,这些试岗教师难道无师自通? 
  没有一个教师不经过培训能够承担新课程。
  曲沃县最早对试岗教师进行培训,是由县教研室的教研员们承担的。县教研员的教学新方法从哪里来?
  2001年6月,张桂蕊带着部分教研员来到北京校长大厦接受培训。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组织新课程专家,在此培训来自全国各实验区的骨干教师。但即便是“源头”的专家也没料到,他们的培训在山西这些穷乡僻壤的学校里结出格外鲜艳之果。
  从北京培训回来,曲沃县在这年暑假立刻组织了全县相关教师的上岗培训。曲沃有20多个教研员,全县2000多名教师,除去尚未参加课改的高中教师300多人,这个暑假的教师培训有巨大的工作量。
  由于试岗教师都放在乡下,由于考虑到他们缺乏经验,曲沃县对这些教师特别放心不下。开学后,县教研室20多个教研员分片负责,把主要精力用于帮助试岗教师。
  “县里的教研员们骑摩托车下去辅导,经常吃住在下面,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投入过。从第一个夏天开始,我可以说,头一年我们的教研员没休息过一个星期天,我们也没给教研员补助过一分钱。我总想,哪天该有人给我提出来了,我觉得是欠大家的,可是一直也没有人给我提出来。”张桂蕊说。
  她还说:“老教研员席庆虎累病了,高血压,眼底出血,还觉得这事放不下,还要去。说如果做不好,耽误一个孩子就耽误了一个家庭啊!”
  在城市,一个孩子书念不好,家长们可能还有机会给孩子找别的出路。但在农村,“耽误一个孩子就耽误了一个家庭”,人们的感受特别突出。
  你知道曲沃县这实验区是自己去“强烈要求”要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意见一致。要来后,也有人说现在是“骑虎难下”,也出现过一个“四不”的说法:“不敢改,不想改,不愿改,不会改。”不会改而硬要改,那不是存心要害孩子吗?不就毁了这批孩子吗?同样议论纷纷。
  现在曲沃县的试岗教师以出乎预料的教学效果出现,省地专家下来调查,也觉得值得研究。张桂蕊说,客观地说,新课程,老教师新教师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我们乡下的教师和试岗教师更多地得到了省、地、县三级教研员的辅导。有一次,省教研室来了11人,都到乡下去听课,听了课就与老师们座谈。
  这一切都促使曲沃全县教师兴起了一个互相学习、探究新教学方法的热潮,也让北京的专家来曲沃辅导时目睹了前所未见的情景……
  山西夏日的暴雨骤然而至,霹雳一个接一个在天空中炸响,天黑得仿佛黄昏后的光景,原野上飞卷着大雨,仿佛狂奔的野马,那暴雨用“倾盆”或“铺天盖地”来形容都不过分……赵峥教授来到曲沃,就目睹了这样的大雨。
  赵峥是北师大新世纪《科学》教材的主编,他到曲沃县时县大礼堂拆了,正在修建。县里只好把辅导的地点安排在城关一中的多媒体大教室,这里可以把实况转播到另外5个教室。 
 

  评论这张
 
阅读(192)| 评论(1)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